陈东东

　　马路对面海军大院里一个最不爱读书的女生，有一天宣布要去报考戏剧学院了。我发现，自从她那么一宣布，她就一天天漂亮起来。据说，戏剧学院的文化课录取分数较低，这使得她可以每天花很多时间努力把自己变成叶塞尼娅或配音者李梓，变成真由美或配音者丁建华什么的。

　　那时候，为了对付知青插队政策，弄堂里的不少家长为孩子设计了几种“一着鲜”改变命运的方案：打乒乓球、拉提琴、下围棋、到市少年宫学舞蹈（我一个学舞蹈的小学同学，至今还乐道当年去虹桥机场欢迎尼克松）……到了恢复高考的年头，据说身怀“一着鲜”的孩子还可以加分。

　　这就让我有点儿不高兴。有一天晚饭后，红灯牌收音机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之前，我质问我爹：“怎么就没让我学点儿什么呀？”他一脸无辜，想了想敷衍说：“不是让你学会写字了嘛。”

　　高考恢复了，但知青插队政策还没有明确取消。于是另一个晚上，我妈就先不洗碗，拉过再有大半年就中学毕业的我，谈起了“怎么办？”—要是考不进大学，那就有可能下乡，因为我还有个弟弟，照规矩，一家的两个男孩只能有一个留在城里。

　　模模糊糊地我知道，高考这种事情有点像鲤鱼跳龙门，分数也可以改变命运。这种意识，在比我大好多岁的那些大龄考生那儿则已经明白确切、斩钉截铁了。

　　所谓大龄考生，是指那些高考恢复前插队落户、去了农场、在单位上班或无所事事瞎混着的历届中学毕业生，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进了大学，成了我这样的应届中学毕业生的同学后，我们也还把他们叫做“历届生”。我家对面那排房子里就有一个，以前他老是爬到三层楼屋顶上伺弄他养的那些鸽子，要么就在仲夏夜率领弄堂的孩子们去捉蟋蟀，可是有一天，清早5点，他站到窗前大声读起了英语。

　　从此他成了我的闹钟，每天5点就隔着弄堂用英语大声嚷嚷。我后来终于能进大学，跟大我7岁的这位同级考生近一年的吵醒之功不无关系。也许，我们整条弄堂里孩子们的用功劲儿都是他给带动起来的—他那么怪腔怪调地一声喊，谁还不赶紧起床捧本书啊，至少得让家长以为自己也是有紧迫感的，尽管，孩子们可能并不真的觉得“时不我待”。

　　说老实话，当时我有点恨这个人—那么勤奋，尤其那么卖命地练习最让我生厌的英语，那不是把我反衬得更加散漫消极了嘛！越接近高考，他就越走火入魔，到后阶段，他每句话都要说上两遍，一句用普通话（他甚至连上海话都克服着不讲了），马上再自己把它翻成英语。他说他要用英语思考！后来，他就如愿考进了外语学院，再后来，他如愿去了美国。等到很多年后我跟他偶尔在一条美食街上碰上的时候，他满口上海话地招呼我，跟我闲扯，当然，没忘了告诉我：“阿拉一经是美国宁勒……”

　　弄堂里，勤奋和自虐不如后来这个美国人者，会去另辟蹊径。马路对面海军大院里一个最不爱读书的女生，有一天宣布要去报考戏剧学院了。我发现，自从她那么一宣布，她就一天天漂亮起来。据说，戏剧学院的文化课录取分数较低，这使得她可以每天花很多时间努力把自己变成叶塞尼娅或配音者李梓，变成真由美或配音者丁建华什么的。

　　暮春天气，我们中学那幢大楼的悠长走廊，在午间有种懒洋洋的阴凉气息。每到这时候，那个女生就会在走廊尽头满含深情，字正腔圆地念些诸如“当兵的，你不等我了？你不守信用”或“杜丘先生，我，喜欢你”之类让人心旌摇荡的对白。好玩的是，她在练习的间歇常常要去学日本电影《望乡》里菊子夫人的一句台词：“回乡没有好结果……”译制片里，是谁为菊子夫人这么个角色配的音，没有人记得了。

　　沾沾自喜的是那个区运动会中学组的标枪亚军，小时候他老是拿着跟长竹竿子在街上晃，撵走法国梧桐枝头的一只只“知了”，复习迎考最紧张的阶段，他也还是在玩他的长竿，扔他的标枪。他扭着粗脖子，说他已经不用背书了—他被保送去读体育学院了……

　　奇特的是—至少我认为那有点儿奇特，就在我偶尔碰上那个已经是美国人的前历届生以后不久，我又碰上了许多年不见的前区运动会中学组标枪亚军。他从停在路边的一辆宝马车里探身喊我的名字，没聊上几句，即邀我有空去他开设的高尔夫球场去玩。此时，他二婚的太太朝他的宝马走来，而她正是那个在中学的走廊尽头卖力地练习过，后来却并没有考上戏剧学院的前女生。坐在宝马车里的那位悄悄跟我说：“我离婚后有一次去歌厅，发现她在那儿做妈咪……”

　　我想起我朋友，诗人傅维讲的一句话：“命运像件花格衬衣，虽色彩缤纷，图案却总是不断重复。”

　　作者系知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