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药事件”后，“前门制药治病，后门排污致病”成为坊间对违规排污药企的调侃。一方面，生物产业已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制定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发展多项创新型药物品种，制药产业也被多个省份列为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博弈论中“道德风险”的幽灵漂浮在制药产业的上空，药企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以及监管者的信息不对称，仍是制约药企排污达标的体制性因素。

　　据悉，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已协助环保部制定《化学制药行业环境经济政策配套综合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及适用经济政策。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这将在“十二五”期间，对“双高”行业和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原料药高利润伴随着高环境风险高污染

　　“证监会否得好。”九州药业两周前A股IPO被证监会发审委否决后，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张明宇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台州工业园区多，第三梯队的化工企业多，他们就是在搞直排(未经处理，直接向河流、土壤、大气排污)。”

　　无论是炒得轰轰烈烈的药企第一梯队哈药集团，还是近几周冲刺A股IPO的九洲药业、仟源制药，都是抗生素类原料药的拥趸。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沈贤姬向《经济参考报》介绍：“原料药和化学药品制剂是化学制药工业的两大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医药企业有4000多家，上述两大板块的总产量约193.5万吨，2009年医药工业总产值达1.04万亿元。”截至2010年，我国原料药达到1500多种，占全球的1/5，其中抗感染药高达近300种，这里面也包含了抗生素。

　　抗生素类原料药不仅在投资、消费这“两驾马车”上表现突出，即便面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势头依然不减。制药产业去年三亚会议上的数据显示，2010年1-5月，化学制药工业实现利润227亿元，利润率超过1 0 %，占 全 行 业5 0 %，同 比 增 长36.5%；实现出口交货值240亿元，占全行业50%，同比增长28%，其中原料药出口同比增长27%。

　　高利润、高成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行业的高环境风险、高污染(简称“双高”)。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处长冯波表示，制药行业废水排放量、氨氮排放量均位于行业前列，有的药物产生副产物、中间体，有的药物有生物活性或毒性，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广泛影响。在环保部的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制药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 .7%，而污水排放量却占到2%，被列为国家环保规划重点治理的12个行业之一。

　　药企治污成本大于排污处罚

　　去年7月1日，我国首个针对制药工业的环保标准《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简称“新标准”)正式施行。东方证券曾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原料药产业洗牌效应表现得特别明显，产能小、工艺落后的中小医药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压力；此外，一大批企业将面临搬迁问题。

　　东北证券的预言只对了一半。多位医药行业和环保部门人士表示，新标准实施近一年来，确实出现了东部沿海药企向中西部省份转移的趋势；但面对异军突起的多个新兴经济区(带)，中央层面的高门槛难敌地方投资冲动，中小企业又在产业转移的承接地找到它们的“排污天堂”。张明宇透露，一些原料药生产企业甚至到内蒙古等地买了块荒地，就为了搞直排。

　　“面对新标准，大药企资金、技术实力雄厚，能上马清洁生产项目，也能应对原料涨价，但生产规模小、产品稳定性差的中小药企不容乐观。”华北制药集团环境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制药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主任任立人表示。但张明宇表示，药业巨头也非“完美无瑕”“目前我国原料药主要产自哈药集团等老牌国企，以及新华制药、国药集团、华药集团等家族企业，它们旗下部分厂区设备陈旧，员工众多，缺乏污染厂区搬迁资金。即便是新厂区要完全达标也有一定难度。”

　　西方经济学博弈论中“道德风险”的幽灵，正漂浮在制药产业的上空。道德风险的原意是，签订契约的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而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这一“官民契约”中，由于排污成本(行政处罚)远远小于治污成本(上马设备、引进技术等)，药企很容易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直排被罚几百万，也不投入几千万甚至上亿元搞环保”。

　　经济手段护航“双高”减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我国制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布局散、效率低。该人士称“行政手段一招已经很难管住他们了。”

　　行政手段既已“腾位子”，经济手段就要“撒蹄子”。早在年初，作为制药企业的行业联盟，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就协助环保部制定《化学制药行业环境经济政策配套综合名录》及适用经济政策。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这将在“十二五”期间，对“双高”行业和企业在市场准入、发展规划、金融信贷、税收、保险、运输、进出口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该协会一位人士透露，列入“双高”名录的产品条件为：产品主要为出口而将污染留在国内的产品；至今仍在沿用被淘汰的工艺进行生产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有污染产生，但延用未予治理的工艺进行生产的产品。

　　但在分类信贷、环境责任险、出口退税等配套政策的建议上，该协会一位人士向《经济参考报》透露，药品生产过程非常复杂，过去的《名录》细分到产品，但同一品种、同一外观，可能就有好几种工艺，污染物结构、排放量和当地环境容量都不一样，很难判断是否清洁生产，因此很难按照当初设想的那样“一刀切”。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处长冯波对此表示，由于行业排放的废水成分复杂，用有限的理化指标和检测手段难以控制评价废水对环境健康的影响，新标准增加了综合性毒性指标。上述人士也透露，现在的《名录 》 开 始 细 分 到 “ 环 境 友 好 型 工艺”，但“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愿意将‘核心机密’的工艺流程透露给我们，更不愿意承认他们的产品是污染型产品”。

　　张明宇表示，目前环保部的综合名录“仍以停产、限产等惩罚措施为主”，使得抗生素供应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此外，地方环境部门的执法尺度也宽严不一。“以制药产业大省河北为例，当地许多药企搬迁到开发区后，集中排污到污染处理中心，未处理水质的化学需氧量仅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低于新标准的国家一级标准，实际上把治污压力转移给社会。”张明宇说。

　　“药企治污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银行系统要尽早认可并适用信贷奖惩措施；药监部门要加强销售末端监管，配合下架高污染药物；科技部门要863、985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引导技术创新，鼓励抗生素药企从污染严重的化学法转向酶法生产。”张明宇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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