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今年以来的高层变动，既带有郁亮明显的个人风格，也有职业经理人的主动选择，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记者 魏洪磊

　　一向风格稳健的万科近来人事震荡不断。

　　效力万科9年后，42岁的万科执行副总裁、上海区域总经理刘爱明选择了离开。这是今年以来万科的第二次高层人事变动。年初，两位副总裁徐洪舸和肖楠已挂印而去。

　　6月6日晚间，刘爱明向万科总裁郁亮提出辞职后，又与远在美国游学的董事长王石进行了电话沟通。而9年前刘爱明与万科进行接触当天，王石便从美国专程飞回国内，倚重之情可见一斑。

　　1天后，万科迅速就此事发布公告，原广州公司总经理张海成为刘的接任者。与此同时，万科在佛山、中山两地的总经理都发生相应变化。一日之内，四地人事同时变动。

　　与徐、肖低调离职不同，6月8日，万科在深圳、上海两地同时召开发布会，高调面对舆论。郁亮在发布会上表示，万科的经营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这种正常的流动并不会影响到公司经营连续性和稳定性。

　　郁亮同时表示，万科目前的员工流动率为8%，远低于行业15%的平均水平，此番人事调整实属正常。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从高管层面看，徐、肖二人及刘爱明的离开，相隔不足半年，可称近10年间万科最大一波人事震荡。此番变动又值王石远赴美国游学之际，更添诸多猜测。

　　数位业内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万科今年以来发生的高层变局，既带有郁亮明显的个人风格，也有职业经理人的主动选择，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尽管万科拥有完备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但千亿万科已经开始面临诸多变局。

　　刘爱明的煎熬

　　加盟万科前，刘爱明曾任中国海外建筑(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海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加入万科后，刘被任命为集团执行副总裁，2005年11月起兼任上海区域总经理。

　　尽管刘的离职显得突然，但万科已积累了应对经验。不同于徐洪舸、肖楠离开时的低调，万科此次选择深、沪二地高调处理此事。

　　“我们也反思上次大家为什么会猜忌，上次就是先有了议论才发的公告，导致大家有个先入为主的看法，但事实上徐、肖自己都没有出来说万科的不是。所以这次我们选择更开放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去反应。”万科内部人士表示。

　　刘爱明的加盟与离开，具有同样的轰动效应。

　　2001年，郁亮任万科总裁后，迅速主持了从中海地产挖角高端人才的“海盗计划”。此后效力万科长达9年的刘爱明，被郁亮看作该计划的最大成果。

　　在深圳的发布会上，郁亮自称“挖刘爱明挖了两年”。一位知情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万科在这两年间始终关注刘的动向，听说刘最终有离开中海的打算时，马上就给王石打了电话。“王石当天就从国外飞回来，就跟刘见了面。刘在几乎没有谈待遇的情况下，就答应了王石。”

　　之后刘被委以重任，协助郁亮负责企划、工程、资金管理中心、财务等，还曾被安排负责当时销售最为困难的天津分公司。

　　2010年，万科销售数字突破千亿，这一计划的制定也与刘爱明不无关联。郁亮在6月8日的发布会上表示，万科确立于2004年的十年千亿规划，“是由刘爱明分管企划部门时组织和落实，而且还提前实现了”。

　　2005年，刘爱明主抓上海公司及上海区域，至2010年，上海区域已有300亿元销售规模。除此之外，万科目前力推的住宅工业化，当初也选择了上海为试点地区，足见对刘的重视。郁亮表示，“工业化是万科非常重要的战略上的举动，但是在刚开始落实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爱明在这方面做了巨大贡献。”

　　但正是这一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刘爱明离职的深层原因之一。一位接近刘爱明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刘离职的第三天，他与刘在上海见面。“他说他想这个事情想了1年多，直到离职那天终于想通了。他不希望再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工作，那是种煎熬。” 上述人士说，刘的离职看似突然，其实早在1年前便有了端倪。

　　另一接近万科的人士证实了此事。“刘爱明离职，其实在徐洪舸之前提的，但徐、肖一走，刘就不好走了，他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至少1年前的事情了。”该人士表示。

　　而万科能在一天之内，同时完成上海、广州、佛山和中山四地的老总调动，这固然得益于万科丰富的人才储备，但这也或许印证了上述传言，即刘爱明在徐洪舸和肖楠离职之前，便已经萌生了退意。

　　与徐洪舸、肖楠离开后，选择自主创业不同。知情人士说，刘爱明将加盟重庆协信。与已经上市的龙湖、金科一样，重庆协信正全力冲刺上市，消息称9月将见分晓。

　　郁亮风格

　　对于人事震荡，万科试图将其合理化。

　　万科在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回复中表示：人员流动属于正常现象。流动并不同于流失，不能把“只进不出”看成企业唯一的正常状态。

　　而刘爱明在写给万科的告别信中表示，离开并不是因为不满足。而分析人士称，刘在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舞台。

　　“在万科目前的格局里，他已经是最好位置了，下一步是很渺茫的事情。无论刘爱明还是徐洪舸，有经验、有履历、有身体——这是职业的顶峰期，未来尽管有风险，但他们觉得值得尝试。”成全机构董事长、曾任《万科周刊》主编的全忠分析。

　　但这些台面上的说法下暗流潜藏。

　　上海知名地产评论人李宗苗认为，与万科当前理念的不同，成为刘爱明最终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刘是比较有想象力的一个人，在这方面和郁亮的规模化流水作业的思路有冲突。”李宗苗说。“刘和郁亮是好朋友，但工作是工作，当年郁亮是有把刘换掉的想法”。

　　罅隙产生于2008和2009年，彼时万科因带头降价陷入巨大危机，而上海正是降价行动的先锋。“万科连续在长三角掀起轩然大波，与业主关系空前紧张。”知情人士说。“尽管是总部的统一决策，但万科一些内部人士认为，某种程度上刘需要对这一危机负责。”

　　长三角事件后，刘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次数明显减少。接近刘的人士表示，刘此时已经在反思万科的开发理念。“郁亮学财务出身，要求的是快速开发销售、快速复制和高周转率，他需要对股东负责。刘是工程建筑系毕业的，所追求的是专业度和产品设计上的亮点。”

　　上述人士表示，刘认为万科因追求速度、放弃掉一些引以为豪的文化并不可取。“他认为这是万科庸俗化的开始。比如专业从拿地到设计施工，一定是要有时间段来保证品质，但按照万科现在的做法，速度放在第一位了。”

　　李宗苗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不同的专业背景下，肯定有冲突。“万科内部大家都非常明白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经营理念上的分歧，加之董事长王石“放权”之际的背景，让刘的离职被赋予更多含义。接近王石的人士表示，2008年汶川捐款风波后，王石便处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公司的形象不能系于他一身，万科必须要形成第二代接班人。”

　　也就在那一两年间，王石也在不断释放出59岁将要退休的消息。“他需要为郁亮创造一个舞台，而这样做的必要条件是把人事权交给郁亮，王石也希望郁亮变得更加强势。这个情况下，郁亮在不断适应自己的角色，王石也在调整自己的思路。”上述人士说。

　　除去理念的不同，刘爱明的离开也对万科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薪酬体系提出了考验。

　　知情人士表示，刘爱明去重庆协信后，将拿到3%到4%的股份。“对于一个市值可能达到100亿到200亿的公司，这个数字很可观了。”

　　上述人士称，相对股权较为分散的上市公司，如万科、金地，其薪酬体系无法与准上市公司竞争，甚至不如某些创始人占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对刘爱明来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价值体系，而做股东兼职业经理人又是一个价值体系，这是不同的。”

　　必经的历程？

　　在万科内部，接班人问题至今仍被刻意淡化。但刘爱明与徐、肖的离开，都不可避免引发外界对此的种种猜测。

　　多位行业人士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对万科而言，讨论接班人问题目前或许为时尚早，但“企业会一直往前走，但谁来主导，发展的思路会随之发生变化。”

　　万科方面表示，王石出国游学之后，个人生活状态虽有变化，但在万科的角色没有变化。“作为董事会主席，他仍然把握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事项。万科的经营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公司的发展策略是稳定的、延续的，并不存在交接一说。”

　　一位熟悉万科的人士表示，万科仍在按照王石的思路往前走，但执行过程中允许郁亮做自己的判断选择。“也许有对有错，但需要检验过程。不能要求郁亮完全按王石的做，也不可能不给郁亮实现自己思路的机会。”

　　万科在商业地产上的尝试印证了这一点。分析人士表示，王石的战略是专一的住宅开发商，而郁亮觉得只做住宅会丧失一些机会，这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分歧。

　　郁亮的尝试脚步并不停歇。6月中旬，深圳市万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单独成立。此前，郁亮公开授权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区作为“改革特区”，成立商业筹备小组，先行先试，以便总结商业地产的运营经验。

　　接近王石的人士透露，尽管万科内部并不承认“改朝换代”，但王石已经做出种种安排。“他靠自己的驾驭能力，让这么多高管都配合郁亮，做这个安排，是万科必须的动作。”

　　悖论在于，依旧快速扩张的万科本需要更多高级人才，却面临职业经理人相继出走的尴尬。

　　知情人士透露，刘爱明已经与郁亮沟通过，不会有部下大面积随他离开。但当下情况确有些诱发因素，“不排除他们曲线离开”。

　　地产评论人李宗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此事不应过多从办公室政治的角度解读，从万科快速扩张的模式角度来思考更好。“如果仅仅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同一个开发商造出来的房子都一样，是不是很枯燥？你说万科目前还有值得同行去借鉴考察的项目吗？”

　　“龙湖、中海都在学习万科，规模化生产、快速销售、滚动开发，开会的时候一个方案全国抄，这种重复的动作会让一些经理人觉得乏味。”李宗苗说。

　　对千亿万科而言，人事震荡或许只是其特殊时期的必经一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挑战。

　　李宗苗认为万科的快速发展同时对公司自身形成制约。“走得太急，必然导致管理资源的稀释和专业能力的分配不足。要考虑把握好节奏，研发系统、人才培养系统、工程和财务都搞不了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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