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程：

　　从创党一代到国际化一代

　　科举制废除后，留学逐渐成为进步青年追求学业和事业成功的一条捷径。“五四”时期西方思想传播极其活跃，俄国革命对青年学子极具吸引力，这促成了这一时期新的留学热潮的出现。事实上，即使是留法或留欧的青年学生，相当一部分后来也都转到俄国。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为培养干部，向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派遣了很多党员。这些都扩大了中共早期组织中留学生的数量。正是这些留学生构成了中共二、三十年代党的骨干力量。如蔡和森、邓小平、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朱德、聂荣臻、李立三，也包括再晚一些留俄的俞秀松、周达文、张闻天、杨尚昆、秦邦宪……

　　这些“创党一代”像新世纪的朝阳，朝气蓬勃。 13个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也就是四十多岁。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创党一代”后，中共领导精英经历了“延安一代”、建国初期的“留苏一代”和改革开放后的“留美一代”等世代更替，以及从“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到技术精英、再到社会科学精英的流动过程，党员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性特质，以及对知识化和专业主义的追求，并没有发生改变。 　　

　　1920年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一个年轻人在油灯下翻译一本外文书，很投入，错把墨汁当义乌红糖蘸着粽子吃……5个月后，《共产党宣言》中文初译本诞生。此后的30年间，这枚思想的火种照亮了神州大地，烧出了一个新中国。

　　这位“盗火”的英雄就是当时年仅29岁的日本海归陈望道。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行为，也开启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如今，这本“红色经典”安静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盗火者”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

　　21岁的“盗火者”

　　分水塘，浙江义乌的一个山村。陈望道的故居在后村，是一栋宣统年间建造的庭院，白墙黑瓦。1920年早春，陈望道在这里，借着一盏煤油灯，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自此，这盏分水塘的油灯照亮了中国。

　　陈望道读完中学后，想去欧美留学，因为“欧美的科学发达”。因承担不起欧美留学费用，改去费用较低的日本。1915年，陈望道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主修法律，并专修经济和文学。陈望道关心时政，由此接触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从他们那儿，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受“五四”运动影响，陈望道决定回国。当年8月，受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享颐之邀，陈望道去该校任教。因指导学生创办进步杂志《浙江新潮》触怒当局，陈望道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村。

　　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办，戴季陶担任主编，他打算在这本刊物上连载《共产党宣言》，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邵力子在得知此事后，向戴季陶推荐了21岁的陈望道。

　　最后一句话想了五天

　　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陈望道遇到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参考翻译资料的匮乏。为了防止军警的突然搜查，陈望道在自家小柴屋里摆放了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具，一块搭起的铺板既当书桌又当床。当时，在大城市也很难找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更不用说在一个小山村了。

　　陈望道只带了戴季陶给的一本日文底稿和一点儿参考资料，但是这些并不能够满足翻译的需要。为了能够翻译出更高质量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就托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来参考。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稿终于在分水塘的这间柴屋里诞生了。

　　陈望道的儿子陈振新回忆说：“他把自己关在柴屋里，不分昼夜地翻译。祖母不忍心，包了一些粽子，让父亲蘸着红糖吃，也可以补补身体。过了一会儿，祖母去收拾碗碟，结果发现陈望道的嘴巴全黑了。原来，陈望道当时注意力非常集中，结果把粽子蘸着墨水吃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常瑞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早开始《共产党宣言》翻译工作的也有其他一些人，但是他们都是只言片语的翻译，甚至有一些谬误。唯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科学，最全面；就是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陈望道对照英日词典用了五天时间冥思苦想。

　　校阅出版

　　1920年5月，陈望道带着翻译好的《共产党宣言》来到上海，请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这两个人都曾留学日本，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陈望道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原本要登载《共产党宣言》的《星期评论》却突然停刊。为此，陈望道、陈独秀和李汉俊都一筹莫展。

　　许多天过去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工作仍然没有头绪。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韦经斯基的共产国际特使来到上海。当他和陈独秀讨论如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陈独秀就提到《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遇到的困难。韦经斯基听说后，当即就决定从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帮助印刷出版。不久，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成立了一个小印刷所，1920年8月，陈望道所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印刷所问世。

　　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他对中国革命者来说，犹如“江南春早第一枝”。《共产党宣言》中文初译本的出版，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指明了革命的方向，还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文初译本出版后，被一再翻印，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该译本有十多种版本，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常瑞卿说，这本书当时在在中国非常畅销，北伐战争时期，几乎每一个北伐军战士身上都有一本；第一版印刷之后，陈望道把这本书送给了好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请他们阅读，提一些意见。据周作人回忆，当时陈望道送给了他两本，其中有一本就送给了鲁迅。鲁迅看过之后非常高兴，连连夸赞该书翻译得非常好。

　　许多人正是通过阅读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而成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毛泽东曾说，他本人就是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恩来在见到陈望道时，也诚恳地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初译本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此书出版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诞生。

　　年轻海归的革命轨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13个代表中，有将近一半的年轻代表是受“五四”影响从海外回国的有志青年。

　　这些人中，不得不提到李汉俊、李达两位年轻的海归代表。

　　李汉俊：“是学者，不是政治家”

　　 1918年岁末的一天，一艘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28岁的李汉俊，从日本学成回国。从此，在上世纪中国百年沧桑史中，李汉俊留下了9年的笔墨。

　　李汉俊以笔为枪，成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播火者”。由于他书生意气，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名号鲜为后人所知。

　　李汉俊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堪与陈独秀、李大钊媲美。在年逾古稀的甘子久看来，外祖父李汉俊“是学者，不是政治家”。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

　　在中共“一大”上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中，他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开国元勋董必武回忆他时也曾说过，“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当晚遇害，年仅37岁。

　　李达：三改理想只为救国

　　瘦削的身材、一成不变的中山装……是这位学者味很重、秉性率直的红色教授留给后人的经典形象。

　　青春期的李达理想经过三次变迁，原因不外乎他的“救国梦”。

　　中学毕业后，他曾想立志教育救国，但在中学教书时目睹了学校学政的腐败、封建礼教的毒害，他感到通过教育救国救民希望渺茫。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李达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科，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但是“五四”运动爆发，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再次给李达打击，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是行不通的。于是，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

　　 在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陈独秀，得知他们正筹建中国共产党，欣然接受陈独秀的邀请，一起做了发起人。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同年９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

　　1966年8月24日，李达在文革的风暴中走完了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达平反，恢复党籍。武汉大学为他建造了雕像，供后人瞻仰。

　　面对面

　　党为何对优秀青年始终充满吸引力

　　访上海市委党校张忆军教授

　　从22岁时在艰苦的农场一线入党至今，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张忆军已经是一个拥有37年党龄的老党员了。2010年，张忆军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上海市委组织部将她的入党志愿书做成了纪念册。这是留给党龄超过三十五年的老党员的特殊纪念。

　　张忆军的众多科研成果获得无数嘉奖。其中国家课题《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一书，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被誉为统一战线领域的“白皮书”。

　　近日，张忆军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解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的问题。

　　年轻人的血总是最热的

　　侨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为何一直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

　　张：首先，这是年轻人的特点决定的。年轻人的血总是最热的，上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危难之中，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引发“五四”运动。国难当头，年轻人是最坐不住的一群人。所以他们站出来，成为时代先锋。

　　第二，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是要改变现状，寻找救国救民的愿望最强烈。

　　第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纲领和各时期提出的口号，反映了时代心声。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八一宣言”等，年轻人都非常接受，国民党此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让人心里憋着一股火。之后的和平民主建国等方针也始终表达着年轻人的心声。

　　第四，共产党人是最优秀的先锋队，人民逐步认识了共产党人，在群众心里，共产党就是优秀的，甚至共产党人就是好人的代名词。

　　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共产党对进步青年的吸引力有多大，我只举一个例子。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进入延安后，全国一些大城市均设有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为向往“红色延安”的年轻人提供便利。其中西安的办事处是较大的一个。从1938年3月到5月，仅经西安办事处输送到延安的年轻人就达到28000多人。很多人达到延安后，虽然物质生活极度艰苦，但是精神生活丰富充实，没有人后悔。

　　新时期仍充满吸引力

　　侨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我们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体现在那些方面？

　　张：本世纪初，党员的确存在老化现象，但最近十年，每年新增加的年轻党员数量逐年递增。新时期党组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体现在多方面。在经济建设上，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强有力领导核心，在近几年出现的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中，各地的基层党组织充分表现出党的组织优势，行动快、听指挥。

　　同时，我们的党组织也要在工作方法上与时俱进。比如说过组织生活，现在的情况是大城市好办，现代化的手段很多，网上过组织生活、卫星党课，丰富的考察参观活动，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要注意的是那些偏远乡村，要为他们想办法。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些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的组织生活。

　　年轻人更要客观看历史

　　侨报：目前关于一些党史问题和一些党的早期领导者的个人评价，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张：我希望年轻人能全面、辩证地认知历史，要看主导，要看主流方向。

　　比如，前几年，曾有媒体刊登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曾有过不要民主党派的想法，这段历史的相关资料我也查阅、研究过。我们党的政策逐渐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民主党派的想法直到七届二中全会才最终明确下来，在这个过程里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考虑、偏离很正常，但最终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些人断章取义，或看法偏激，甚至故意抛出耸人听闻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客观和学术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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