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曹语凡 发自北京

　　6月14日，张元在位于三里屯的工作室拍他的电影《有种》的纪录片，整个下午他都在笑。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们不时地来这儿找他，而最后老是踢门要进来的却是叫“屁堆”的小狗。狗是李昕芸的，她在《有种》里扮演一位摇滚女歌手。在生活中，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张元的女友。

　　自1985年到北京，张元在这里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刺激的青春时代。据他自己说，刚来时还是一个“大好”青年，不抽烟不喝酒。几年后，他用电影的方式纪录了这个城市刚有的酒吧文化、摇滚乐和后来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的那些“文化英雄”—崔健、窦唯、臧天朔等，那部电影便是《北京杂种》。

　　近二十年之后的今天，他又以“80后”的生活为背景，拍出了电影“杂种”的续集《有种》。谈到两代人的青春的共同点，张元感慨地说：都是残酷的。

　　“残酷青春”一直以来是张元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青春到底残酷在什么地方？张元说，“从十八岁到三十岁这样的一个过程都非常艰难。首先离开父母，开始新的人生，求学、工作、构建自己的生活等，也是荷尔蒙最旺盛时期。面对社会，脱离家庭，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艰难，这段日子在人的一生会感觉很慢长。也因此，青春经常和残酷连在一起，事实上不是一个简单矫情的说法。”

　　在谈到国外青睐“残酷青春”这类题材的导演时，张元历数了丹尼?鲍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昆汀?塔伦蒂诺，以及拍过《两杆大烟枪》的麦当娜前老公盖?里奇的名字。“他们更喜欢用一种夸张、荒诞的方式，”张元说。他却以“非虚构”方式用镜头直接纪录社会，让身边那些熟悉的朋友或者是社会中一些“边缘人”直接参与到他的电影里来。如在《有种》摄影展里出现过的那些面孔：李昕芸、整容过后曾说“一辈子没有人爱过我，我也没有爱过别人”的覃钰柯、王铭、王云锋等。

　　巴黎某种程度上很难和北京比

　　时代周报：作为导演，你对相隔十七年的这两部片子有什么样的感触？在《北京杂种》里，你拍的都是身边朋友，纪录他们的状态。拍《有种》时，你觉得能懂这一代人吗？

　　张元：记得拍《北京杂种》时没有剧本，只有几页纸的梗概。无论是崔健、窦唯，以及唐大年、臧天朔和刘小东，有时把这些人放在一起不需要特别多的具体故事，直接就可以去拍摄他们。当时拍摄方式也是散点式的，有时就把他们放在一起喝酒，放在胡同里面，包括他们的排练场地。今天去拍《有种》时，去做这一代年轻人的采访，虽然我有一些年轻朋友，我还是要发现、深入进去，那个时候我的感情是融入其中的。有时感觉即便我能融入他们当中去，但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今天对我来说，需要带一定的爱和同情才能把这个作品做好。

　　时代周报：从《北京杂种》到《有种》，你都是以北京为拍摄背景，你觉得在此期间北京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元：今天很多人都拥挤到大城市来，包括我们拍《有种》的所有人，多数是所谓的外地人。前些年，我们还称这样的一群人为“北漂”，现在没有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他们住在这儿，认为自己就是北京人。事实上在纽约、巴黎，或者很多我喜欢的城市，没有人称其它城市来的人为什么“漂”的。

　　这也是《有种》里的年轻人，他们比我们那一代人更有种气，他们不费劲就把这个城市变成了“我的”。

　　时代周报：像上海、深圳也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些城市拍摄？

　　张元：北京我比较熟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电影学院念书时，每天就背着相机在北京胡同、街道上转悠，去看北京所有的地方。那时我住在郊区，进了北京就像进城一样。很多我熟悉的地方后来都被我纪录在摄影镜头里，但没几年它们就消失了。我拍第一部电影《妈妈》的场地现在变成了大楼，原来住的四合院小房子早拆了。

　　今天我和我的美术为《有种》选景时，很多地方我都认不出来了。

　　时代周报：这些变化对你有什么触动？你的生命中也发生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事。

　　张元：这就是一个城市给一个人带来的恶果，城市会改变人的，但城市也总有它的区域包容性。今天的年轻人在接受城市改变的同时，也不断注入城市新鲜血液。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可以和纽约比，巴黎某种程度上已很难和北京比了。

　　崔健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

　　时代周报：你觉得“80后”到底“有种”在什么地方？还有你们那一代人愤怒吗？

　　张元：你们认为崔健、窦唯在精神上、艺术上有很高的位置，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当时在某种程度上摇滚乐根本不被授受，只是崔健唱了《一无所有》之后才红起来。他们选择了摇滚乐，他们的愤怒通过这种方式喊出来。今天年轻人的愤怒是在心灵里的，他们在为追寻某种不可达到的愿望的路上更加有韧劲。

　　他们比我们那时进步很多，更宽容，对社会有更深的理解，我特别欣赏他们身上的那股种气。当然让我最难受的一点是，一开始以为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没想到他们更痛苦。例如很多的独生子生活在破碎的家庭，寻找出路方面比我们那时还要难。

　　时代周报：韩寒、郭敬明这样的“80后”也是很有特点的吧？为什么没让他们参与到电影中来？

　　张元：是哦，当初为什么没想到让韩寒与郭敬明来演呢？其实可以的。当时我做展览时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特别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美展现出来，这个本身已很打动我。

　　但也有一点，我希望某种程度上，我更愿意是那些没有工作、靠手工艺活着的边缘人参与到《有种》里来，这些人的精神值得社会关注，希望社会能理解他们。我喜欢大江健三郎说的一句话，“正是这些边缘人的性格，在不断地被塑造、被建构的时候，成为这个时代的气质。”

　　时代周报：和国外比，你觉得我们的青春主要“残酷“在什么地方？与时代背景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张元：在这个全球日益同化的时代，没有人会有另一种青春。

　　我们那一代也搞不清受什么影响，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刚大学毕业，一堆人有理想却搞不清方向。在胡同里喝点酒、玩摇滚乐，虽然崔健唱着“迎着风向前”，事实上也不知道向前走到什么地方。今天在拍《有种》这个概念时，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也找不到方向，有的人换了二十多种工作，到底要做什么，实现什么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找不到了。

　　别把我当一个坏人

　　时代周报：你的电影很能见证中国这20年的变化，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看法？

　　张元：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在国外获奖时，每次听到人家说我是“独立电影”导演心里就特别害怕。现在，独立电影体系也成了正常的制作体系。我拍的《东宫西宫》是中国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电影，而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同性恋的情感和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异性恋的情感有相同的价值，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我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是一个道德模范，我觉得没什么真正的好人和坏人，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也没有真正完美的东西。我要做的艺术本身它是有特点的，有力量的、有自己角度的。在我眼中也没有崇高、卑贱之分，在这一点上我看得很淡。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今天的电影市场状态？你觉得电影分级的时代会远吗？

　　张元：已经好很多了。观众对电影也比原来需求要多，很多人对夜总会、卡拉OK越来越淡化了，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再过些年，等县、区级电影院建立起来，加上电影分级了，市场总会好起来的。中国人多嘛。

　　电影必须要分级的，不分就没办法发展。成年人没必要和孩子一起看一场电影，对他来说不公平。成年观众对性和暴力本身有能力判断对错，而孩子没这个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对孩子也不公平。

　　时代周报：你认为你是一个有种的人吗？美国《时代周刊》把你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你觉得这对中国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元：我觉得我是。谁要给我一个头衔，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梵蒂冈还授予我罗伯特?布莱森奖，认为我对人类的道德是有贡献的。有人把我看作独立电影导演、地下导演，也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吸毒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轻人自己要做什么，也不要跟我学，事实上也别把我当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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