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志明/文

　　这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

　　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市民身份；他们的户籍卡上清楚地标记着“农民”，却有相当多的人从未摸过锄头。

　　这个群体的名字叫做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随着中国GDP几何级的增长，农民工的数量也从最初的成千上万增长到令人吃惊的2.42亿。

　　2009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宣布，“中国工人”当选为该杂志年度人物。毫无疑问，超过2亿的农民工正是中国工人群体的脊梁。

　　城市无法忘记，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背后有多少农民工兄弟的汗水；农村无法忘记，他们的孩子用外出打工赚回的钱让贫瘠的小山村变身现代化新农村；历史更无法忘记，没有几代农民工的辛苦付出，怎会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从“农民工”到“新城市人”

　　说起“农民工”的叫法还颇有一番渊源。

　　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内，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初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改革。首先，农村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加上国家出台的激励机制，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出现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创造了大量非农业的就业机会。一大批农业劳动力转向了第二、第三产业。

　　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民工进城的政策也开始出现变化，由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到允许农民有条件的进城。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及其以后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从某个角度来说，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打开了一个可行的缺口。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筹资或带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于是，这一年便成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改革的标志。实行了30年的城乡人口流动限制政策就此开始松动。此后，国务院几乎是每年必出新的政策，促使劳苦的农村人民看到了物质的希望。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改善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环境，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于是，每年有数十万、上百万的农民工向城市挺进。在1989年，我国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

　　“农民工”最初被称为“民工”，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农民，从事的却是工人的工作。

　　各城市当时制定了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农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产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

　　也正因如此，“民工”一度成为带有歧视性色彩的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作用开始被正确认识，为农民工“正名”的呼声日渐高企。

　　今年全国两会上，每次都提交8个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带来两份关于农民工的提案，其中《关于停止使用“农民工”称谓的建议》引来一阵争议。她认为“农民工”概念模糊，随着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将成为历史。

　　而在一些城市，已明确停止使用“农民工”的称谓，而改称“新城市人”。

　　从“低端制造”到“产业工人”

　　变化的何止是称谓。

　　调查显示，在餐馆等服务行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较20年前大幅降低，在矿上、码头、工厂等领域的农民工人数大幅提升。

　　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央企中也随处可见农民工的身影。

　　按照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2009年年底透露的情况，像中国建筑总公司，一个员工背后至少是9个农民工。作为我国最大农民用工企业，中国中铁使用的农民工超过180万人。除了建筑企业，包括钢铁、电力、电信等众多央企的不同岗位上也有农民工活跃的身影。

　　据了解，目前中央企业直接使用的农民工和通过劳务派遣、分包等形式使用的农民工已达到680多万人。

　　今年年初，国务院国资委首次召开中央企业农民工工作会议，总结中央企业农民工工作，部署下一步工作。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会上表示，农民工已经成为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中央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要求各央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和企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整体推进农民工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要全面规范农民工用工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这些农民工不是一般的农民工，他们一般都是有比较长的合同，而且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通过几年的努力，这些人的层次也提高了，原来就是个泥瓦匠，现在都当了领班或者当了队长。”李荣融曾表示。

　　不仅如此，农民工也与最初的“大老粗”形象格格不入。

　　农民工目前已成为国有施工企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优劣，施工进度的快慢，施工秩序的稳定。对农民工的管理除了整体政策的引导，社会的关注，日常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倾斜外，注重发挥知识型农民工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要。

　　据了解，知识型农民工主要是指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才能和长期管理经验的农民工，他们一部分直接来自于大中专学校的青年民工，一部分是长期自学成才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部分则是长期从事工程管理的脱胎于“包工头”性质的管理人员。

　　数据显示，知识型农民工在农民工中所占的比例约为8%左右，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是农民工队伍的核心群体。注重知识型农民工作用的发挥，已经成为确保工程质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从“打零工”到“新劳动关系”

　　最近几年来，温州兴乐集团的农民工逐渐对一种新鲜的薪酬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工资拿多少，你有说话权”。

　　据了解，兴乐集团从2004年就开始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今年已是第8个年头。

　　为了搞好今年的工资协商工作，兴乐集团从3月中旬就着手筹备相关事宜,召开了３次由企业党、政、工多方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集团党总支对这次工资协商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兴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党总支书记虞文品向与会的公司高层强调，本次工资协商要动真格、见实效，决不做表面文章。

　　为此，集团成立了工资集体协商领导小组，党总支书记担任组长。党总支会同工会，参照村委会选举经验，出台了独具兴乐特色的《工资协商职工代表选举办法》及其他相关配套措施，开通了工资协商专题网页。

　　兴乐集团的探索既是现代企业制度对民企约束的结果，也是农民工群体迫切需要建立新劳动关系尝试的一个样本。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外出打工带有浓郁的“老乡”特征——一般都是一个包工头带着村子里的几十号甚至上百号乡亲组成一个包工队，包工头既是领队也是老板，活由包工头负责找，工资也由包工头负责分配。

　　由于缺乏持续性，农民工经常处于干几天歇几天的“打零工”状态，同时由于缺少法律保障，经常出现包工头卷款逃跑或恶意欠薪事件。

　　随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全新的劳动关系迫在眉睫。

　　以央企为例，由于多数农民工并不属于央企的正式职工，能否做到同工同酬、规范管理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作为央企内使用农民工的“老大”，中国中铁自2005年以来就推行农民工与职工同学习、同劳动、同管理、同生活、同报酬的“五同”管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中铁不仅充分做到“不裁员、不减薪”，还新增了就业岗位。

　　国资委在今年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依法保障农民工稳定就业，要根据实际需要，通过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等方式稳定农民工就业，不得歧视和非法清退、裁减农民工；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支付，要建立健全劳动报酬支付监控制度，适时开展本企业农民工劳动报酬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督促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分包单位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确保农民工劳动报酬按时足额发放。

　　 “新一代农民工管理确实是政府接下来面临的重要课题。”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腾五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腾五晓说，这就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使其更加科学化、人性化。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抽象地说，先要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具体说则着重于分期分批解决他们的社保、医保、失业保险、住保和教育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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