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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不认为自己是老外

2011年07月01日 14:43 来源:中国经济网

  

在中国,我不认为自己是老外

  理查德·杰克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深圳特区报资料图片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平深恋”进入实质整合阶段,深发展再次成为了关注热点。针对近期管理架构调整,两行资源整合,以及银行业发展变局等问题,记者昨日在深圳深发展总部采访了行长理查德·杰克逊。理查德表示,资本金一直是管理层关注重点,今后不排除继续通过发债补充资本的可能。理查德对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表示乐观,但也认为银行业需要调整,特别是要做好风险收益的计算。

  或通过发债补充资本金

  深圳特区报记者:深发展资本充足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一度接近监管红线。未来将采取何种措施缓解资本金压力?

  理查德:资本金的确一直是管理层关注重点之一,银行过去几年没分红,都是因为资本受限的原因,目前配股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只能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来补充资本金。至于具体融资计划,要等到本轮资产重组完成才会考虑。对资本充足率的问题,我们一直也想解决。除了媒体,这也是分析师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后,我们也可能采取发债的方式进行,但最近发债方面的监管比较严格,这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目前,对于资本充足率问题,我只能谈这么多。

  调整架构提高区域权限

  深圳特区报记者:早在正式获批之前,深发展就进行了管理架构调整,大区负责人权限提高,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

  理查德:首先,两家银行合并后分行达到30家,显然30家分行指向一个管理者,一个管理者肯定管不了这么多。中国的五大行都有大区级别的机构,比如省行,这是已有经验。再者,我们会把一些决策权往前放置,给予大区负责人,这有利于其最快根据当期市场情况进行策略调整,做出最合适的决策。这不是革命性的改革,仅仅是架构调整而已。

  调整后,大区负责人都是总行的班子成员,可以指导和监督分行,是一种“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大区负责人在招聘主管及分行管理岗位的确定、区域资源分配、市场营销费用、分行选址等方面的权限有所提高,这些以前都是总行在做,但今后将由大区来做。

  区域是总行的机构,将从内控、合规、风险管理方面监督和管理分行,让他们不犯错误。区域负责人还要负责对总行一些建设性的反馈,包括对行长的培训等,他们都是资深的副行长。总的来说,区域负责人的职能可以概括为上对总行、下对市场。

  信用卡交叉销售试点已展开

  深圳特区报记者:你先后在平安和深发展任行长之职,其间都担负起银行整合重任,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如何评价这两次任职的价值和意义?

  理查德:在平安银行任职之初,主要面临提升和改善银行的基础架构,扩张网点和通过交叉销售提升业务的工作。在深发展任职,作为行长长期目标是不变的,但深发展的网点已经很多,业务架构也相对成熟,具备了很好的竞争力,所以它需要制定一个相对长远的战略。现在,主要工作是为了合并做准备,充分保存两家银行的优势力量,同时还要运用平安集团提供的资源优势,将银行的发展推向更高的阶段。

  目前,深发展已经控股平安银行。获批后的整合过程中,两家银行可以通过合作做很多事情,比如在信用卡业务等领域展开合作。以交叉销售为例,目前,深发展在50%的分行里已经开始了信用卡交叉销售的试点工作,交叉销售决策流程、基础架构、平台正在搭建之中,各项工作正慢慢推进。虽然两家银行目前在法律上还是独立的,但是还有很多合作确保双赢。

  已经压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深圳特区报记者:中国宏观融资结构中来自银行贷款约为80%,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银行需要变革,深发展是否已做好准备?

  理查德:首先,我看好中国经济,我比分析师乐观,中国经济没有分析师说得那么坏。中国目前的最大压力来自于通货膨胀,但中央政府一定会处理好这个问题。一个上升的经济体,每天都会面临新问题,中国也一样,这是成长的烦恼。但不可否认,中国需要科学化的发展,这就要求在融资结构中更好地分配信贷资源,要让银行的有限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目前,中国民众对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多有抱怨,但你去欧美看看,有的地区基础设施非常老旧,同样让人不满意。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关键是要做好风险和收益的计算,银行业肯定需要进行调整。从去年开始,深发展就开始压缩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占比,已从22%压缩至现在5.5%,目前在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这一块我们的数据是让人放心的。

  新兴市场发达市场区别不大

  深圳特区报记者:你在世界不同地区都有过银行家经历,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当行长有何不同体会?

  理查德:说到这里,我要声明,我和别人的看法恐怕有点不一样。“新兴市场”这个概念大概是10-15年前别人提出来的,要说他们有不同,我宁愿说是他们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在7个国家生活过,我觉得西方客户和中国人一样,比如他们都关心家庭,并且牵挂孩子教育。在中国我不觉得自己是老外,这里都是我熟悉的人和环境。举个例子,我最初来深圳是在1982年,那个时候深圳还基本上处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而在过去的五六年,深圳的变化让人吃惊,整个城市一下子就成熟了。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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