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党的经济建设史

　　■CUBN记者 孙先锋 北京报道

　　90年前的那个夏天，一群风尘仆仆的人，怀着一个共同的使命——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寻找新光明，相继走入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那一栋沿马路坐北朝南，充满了浓郁上海特色的单开间石库门房子。

　　就在那个房间里，这群人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为中国历史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混战不断，党派林立、纷争不休。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几十名党员。当时，也许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也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它将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怎样巨大的改变。

　　然而，正是这个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的党，犹如初升的红日，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的先进分子经历了80多年的反抗斗争和救亡运动，但却屡遭挫折和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从任人宰割、一盘散沙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千疮百孔、积贫积弱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灾难深重的百年沉沦到踏上民族复兴的腾飞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壮美画卷。

　　90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9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夺取了最终的胜利，同时，还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摸索、发展、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经济路线方针，有力的配合了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革命的胜利后，党的经济路线方针也随着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与完善，并在中国经济建设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革命时期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国际金融学者宋鸿兵在其著作的《货币战争3 金融高边疆》一书中这样概括革命与经济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自已的成长过程中，也体会到了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军事经济两手抓

　　事实上，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李大钊、陈独秀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但这种援助的经济来源，任何时候都会附有一些特殊条件或目的。共产国际的授助也是如此，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说白了，就是在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需要下，才能帮助中国革命。反之则会有断粮之苦。当李立三抛出“大暴动”、“大进攻”的路线时，可能威胁到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很快共产国际就打出了经济上的制裁牌——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我党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最后，直到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方法就是建立“红色割据”。依靠红色根据地，确定为红军为广大劳苦大众而战宗旨，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红色金融体系建立

　　于是，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他在当时的苏区千挑万选才找出5个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最有经验的一位是和银行有过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这些并没有难倒他们5人，在瑞金城外6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的国家银行的注册资金。

　　有了注册的启动资金后，接下来国家银行的首要业务就是发行中央苏区的统一货币——红色货币。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的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这种独创于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路线方针，在之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由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性，我党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在继承苏区经济路线方针时，还开创性地提出“减租减息”，“自立更生，生产战斗两手抓”的方针政策，为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到了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以东北战争为例，当中央派遣出关的部队和地方干部总计不到十万人，到了东北解放后仅东北野战军战斗部队就发展到百万人。这其中最大的法宝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贯彻群众路线的经济方针上的成功。就是在已取得的解放区县内全面推广的土改运动，分田分物到户，使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以至在当时人民群众中都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只有打败国民党军队，才能保住他们的土地”，从而从根本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东北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为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兵源和后勤物资。

　　“我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因我党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军事斗争与经济路线方针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的后顾之忧。蒋介石则相反，经济上缺乏独立性，走上了一条依靠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援助的死胡同。”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如是说。

　　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制度的确立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经济已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在新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国内外敌对势力幸灾乐祸，预言新中国无法解决自己的困难，不相信共产党能搞好经济，管好国家。他们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为此，我党在总结与发扬革命时的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入手，领导国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使一些持怀疑、观望态度的人对党充满信心，由衷地认识到党不仅在政治上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能力的，能够建设好新中国。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抉择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帮助下开始领导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高潮，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梦想，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

　　可以说，没有这个独立的政权和经济制度，党就不可能真正抓住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主动权；没有在这个时期经济秩序的恢复和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党的八大前后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精神的新方针和设想，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开辟了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先河。

　　尽管在探索过程中历经坎坷曲折，但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道路，结束了旧中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经济历史，也拒绝了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式的经济分工模式，创造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其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弊端，加深了党对经济直接干预的程度，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职能分工不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处理好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为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改革时期

　　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时间到了1978年年底，一场为迎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翻天巨变的瑞雪，在12月18日这一天，早早的飞扬于首都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当天，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遵义会议。

　　历史记住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创造了历史。而那个雪白飞扬的冬天，注定成为中国历史又一个崭新的开端——改革开放。

　　由农村向城市渗透的改革

　　早在一年多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农村还有2.5亿贫困人口，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摆脱窘迫局面，一些农民自发地分田到户，改革悄然从农村开始突破。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产量、定工分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一措施，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在安徽的肥西县和凤阳县，就有一些社队悄悄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代表，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了鲜红的手印。在此前后，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明显增加。

　　但是，也有人提出异议。关键时刻，邓小平说，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随后，从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从此，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出现了生机盎然的局面。

　　由此掀开我党逐步探索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突出特点是，推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和“非激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非激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

　　经济体制由农村向城市的逐步推进、对外开放从沿海到沿江的逐步延伸，允许部分人和地方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探索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多种实现形式，都体现了党所采取的新体制增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维，标志着党开始更多注重通过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领导经济工作。

　　从市场经济体制到科学发展观

　　改革的步伐进入到1992年初，一股春气吹遍了神州大地，预示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春天将到来。当时，不论从经济政策的放活到经济体制改革，从经济制度到经济环境，还是从对内改革到对外开放，党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制度的变迁对传统执政体系和领导权威的冲击，并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变革的命题。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党领导经济工作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由此拉开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的序幕。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推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正是要以“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原教旨的、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这个原则就是国家主导整体利益、社会目标和伦理道德。无论是效率目标，还是对外开放方面，都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原则。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和能力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同。

　　但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把应对危机作为一种机遇，顺势而为，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危机的压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规划了未来5年我国的发展蓝图。会议鲜明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我们党在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条件下，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更加注重尊重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更加注重从党、政府、企业、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发挥作用，更加注重对经济工作的思想、组织和政治的科学领导，始终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充分发挥了对经济工作的主导权。党和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能够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就能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又向前迈出了更广阔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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