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淼 崔筝 | 文

　　何泽慧（1914-2011）

　　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泽慧从来不喜欢别人在“女性”两个字后加上“不如男性”的标签。1932年刚进清华大学时，她和几个女生跑去找物理系教授，质问他们为什么劝女生转系，且在考试之外附加性别条件。经过据理力争，系里同意她们试读一个学期，但如果跟不上一定要转走。

　　 四年之后的毕业照上，清华物理系当年招收的28名学生，只剩下顺利完成学业的10人；仅有的3名女生中，论文成绩第一的何泽慧梳着两根长长的麻花辫，似乎在特意彰显女性的特征。

　　 事情过去了70多年，再提起当年情景，何泽慧还是直言不讳，说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根本就是个老封建”。不过，青年时代的何泽慧面对的整个社会都是“老封建”。战争年代，她一心想走“军工报国”的路，却因为女性的身份一再被阻。她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突破藩篱：成为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位外国学生、该系弹道学专业第一位女性、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跻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阵容。

　　 何泽慧还有一个常被人提及的身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夫人。钱三强是何泽慧清华物理系的同学，毕业后留学法国。1944年到1946年，两人的书信穿越“二战”炮火硝烟，在法德两个交战国之间往返。1946年钱何二人在巴黎结婚，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

　　 婚后，他们一起在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工作，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这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关注，以其开端而引发的一系列研究及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于裂变现象的认识。一般情况下，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上万次裂变当中才可能出现三次四分裂，细心严谨的何泽慧首先捕捉到了世界上第一例四分裂径迹。媒体开始把他们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处于事业高峰期的钱何夫妇决定回国，推动原子核物理这门新兴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筹建“两弹一星”研究队伍时，钱三强举贤不避亲，推荐了夫人何泽慧。但由于种种原因，她没能进入核心团队。但何泽慧对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核武器制造固然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国际上与此有关的一些关键性数据如果存在分歧，只能靠自主实验来澄清。1965年，何泽慧领导的科研团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澄清了国外氘和6Li反应的核数据分歧，为中国氢弹研制方案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最终，中国仅用时两年零八个月，就实现了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相比之下，综合国力更强的美国和苏联，用时分别为七年零三个月和四年零三个月。何泽慧的研究，正是中国“两弹”顺利研制成功背后的坚实支持。

　　 何泽慧也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1956年，她领导小组成功研制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并参与开拓了中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后来，她的研究兴趣转向高能天体物理，成为中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和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最早推动者。

　　 “文革”浩劫中，盛名之下的“中国居里夫妇”也未能幸免。

　　 1969年冬，钱何夫妇一起被下放到陕西合阳“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物理学家何泽慧敲的钟总是分毫不差，准时准点，而有劳动任务、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的钱三强情绪更加悲观一些。多年后，何泽慧曾感叹，“没法劝他，他知道的事情总比我更多点儿。”

　　 1973年，何泽慧被调至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工作。晚年有儿孙承欢膝下，对研究工作依然不离不弃，91岁高龄时，还坚持去办公室。

　　 95岁时，她接受电视采访，面对各种赞誉，只是狡黠一笑，“我觉得做这些，不算什么大贡献，说老实话，这个还不都是抄来的？”

　　 何泽慧出身于苏州殷富之家，家族拥有园林和不少珍贵文物。但其一生勤劳简朴，自己动手编织毛衣，也教育子女看轻物质享受，以学业事业为重。业余时间她研究园艺、养生。她还喜欢国际象棋，年轻时曾是苏州市排球队的健将，几个子女都是跟着她学会了游泳。

　　 2009年，一本关于钱三强夫妇生平的传记出版。作者在书中详尽描述了二人戏剧般的奇情故事，却没有任何研究采访作依据。其中描写两人在法德两地期间言辞缠绵的“25字情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何泽慧的儿子非常气愤，但没有把书和相关报道拿给母亲看，“她一辈子，就只追求一个真实。”事实上，二人在通信的时期，不过是互相问候。“你好不好？”“我挺好，你放心。”

　　 子女们并不记得父母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之举。在他们从1955年就开始居住的公寓房里，时间仿佛停留在钱三强去世的1992年。何泽慧近乎固执地保持着家中的摆设，一切与钱三强生前一模一样。走道里一块小黑板上，还留着夫妻二人当年随手写下的备忘事项、朋友的电话号码和孙辈们的涂鸦。黑板的正中，有一句钱三强写下的法文“Bonjour”（你好）。

　　作者董淼为本刊实习记者，崔筝为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