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官员们仅把自身看做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则权力和积累之财富皆如幻影

　　□ 庄秋水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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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二九年早春，李煦在打牲乌拉（今吉林市西北的乌拉街）时孤独地死去。谁能想到，这个死于饥饿和寒冷的七十五岁老翁，曾担任三十年苏州织造，八任盐运御史，是先皇康熙的奶兄弟和心腹。

　　 李煦出身于“簪缨巨族”。他的父亲李士桢虽是清军的俘虏，成为正白旗的包衣奴才，此后却从龙入关，尤其在平三藩时战功显赫，官越做越大。李煦生母则成了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王氏后来进宫成为皇帝的妃子。故此，李煦与康熙的关系可谓非同一般，一如他在奏折里所言，“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

　　 康熙三十二年，即一六九三年，李煦奉命担任苏州织造。这是一个五品小官，却无人胆敢小觑。在皇帝的布局中，李煦任苏州织造，负责政情；他的另一个奶兄弟曹寅任江宁织造，招揽名士；杭州织造孙文成则关注海防。他们是他在江南——这个汉文化累代蓄积之地——的眼睛。李煦作为苏州织造，官方职责是管理“浒墅关”税务，兼扬州盐政，但更重要的身份，其实是皇帝设在苏州的特情人员。

　　 作为皇帝的耳目，李煦主要就是用密折向皇帝汇报江南官场和民情。藉由奏折与奏折朱批，皇帝与臣子们形成一种互动。皇帝掌握全国各地的资讯、各地官员们的工作绩效和思想状况；同时透过朱批，将自己的治国方略与教诲之语，传达给重要的官员们。在皇帝眼中，如此一来，君臣之间形如一体，没有隔阂，堪称一个上下一心的政治生命共同体。

　　 终康熙一朝，皇帝对李煦可谓恩上加恩，视做自家人，朱批里常说些私房话。李煦自己说是“奴才梦想不到”的。但一如《红楼梦》中秦可卿告诫王熙凤之言，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也不过是瞬间的繁华。一般认为，这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正是李煦妹丈曹寅的孙辈曹雪芹根据自己家族和姻族的故事创作而成。

　　 一七二三年，亦即雍正元年，新皇帝甫上台，仅一个多月便抄了李煦的家。皇帝给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奏请欲替王修德挖参”。也就是说李煦上了一个奏折，替王修德（内务府皇商）等人奏请采人参。这样一个奏请，即便有不当，但并未形成事实，何以竟成了被废官治罪的缘由？

　　 此后，采参一事再未被提起。雍正翻出李煦在任上亏空旧账。查抄结果出来，李煦亏空织造处386841两银。据李煦之子李鼎供称，其父在盐差任内，商人所欠折色短平银共378840两。此案审结时，被讯问的商人们非常合作，他们表示上感皇恩浩荡，下忧公帑虚悬，愿以十二年为期，照数赔偿。事实上，这些银两并非商人们欠款，而是李煦办差无钱可用，算作预支，先讲明折扣，折色短平，算作利息。李煦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呢？康熙六次南巡，李煦和曹寅四次接驾。康熙宣称，南巡所有费用和物品出自内帑，不取民间一丝一毫，两织造自然也算“内帑”了。李鼎供词便说父亲“在织造任内，无有进项，仍拆东补西，以致亏空”。对此，康熙也一清二楚。

　　 除去接驾之用，亦有不少花费在打点奉承上司上。翻阅李煦奏折，可以发现康熙几次三番提醒李煦，“已后凡各处打点费用，一概尽除。奉承上司部费都免了，亦未必补得起盐差之亏空。若不听朕金石良言，后日悔之何及。尔当留心身家性命子孙之计可也”；“尔向来打点处太多，多而无益，亦不自知”。在一个高度的专制政体下，人格化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主要运行模式，当皇帝避开常规的行政机构，使用自己的专制权力，臣子们便如芒在背：他们随时可能因为一件小事，丢失了皇帝的宠信、财产、自由甚至生命。李煦和其他官员们一样，需要未雨绸缪，向潜在的皇位继承者表示忠心，以确保自身的地位和子孙的未来。可惜，李煦投资失算。一七二七年，在被革职抄家之后，他又被流放到打牲乌拉，罪名是为在皇位之争中失败的皇八子胤禩买女子，因此被刑部定为“奸党”。

　　 李煦不幸卷入康熙继承人危机之中，最终成为晚期帝制下无数荣枯悲剧中的一个。他不曾想到的是，如果专制权力不受限制，肆无忌惮，如果官员们仅仅把自身看做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则手中之权力和积累之财富皆如幻影。无人可以真正安全。

　　作者为杂志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