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国枢

　　作为全国高教改革的希望和旗帜，近些年来，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以全新模式筹建南科大，并于2009年9月聘来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颇富创新精神的朱校长，进校未久即发表公开信，迈出了自主招生第一步。2011年3月1日，南科大招来首批45名学生，开始授课，而这些学生全都以不参加高考的实际行动，宣示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国高教改革的这棵幼苗，正生根、发芽、抽枝、吐绿，以旺盛的生命力，去迎接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真是这样吗？好像不是这样。

　　困难和危机，并非来自外界的不理解和不支持。恰恰相反，曾经不大理解的，正逐步加深理解，过去支持不够的，正加大支持力度。令人困扰的难题，恰恰来自学校内部：曾经参与筹建南科大的核心团队成员，原香港科大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三位重量级教授，在开学前后均已退出南科大，并在媒体刊文。对南科大的办学模式提出质疑。

　　且看文章的六个小标题吧：

　　一、“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二、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

　　三、“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四、“教改实验班” 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

　　五、校长不能脱离临监管，为所欲为。

　　六、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

　　针锋相对，指向明确，火药味相当浓烈。

　　对于“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三教授认为：“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考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对于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三教授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的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对于朱清时的办学方针，三教授提出疑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程序和规章制度？为什么南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

　　耐人寻味的是，与三教授同时离校的，还有当初特地从香港聘来的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很显然，四位教授如若不是对朱的做法“极不认同”乃至“忍无可忍”，是不会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明自己态度的。

　　核心团队的意外出走，外界的种种议论猜疑，未能让意志坚强的朱清时改变初衷。此后朱清时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自己立场。所谓“拷贝任何学校模式”云云，显然是有所指，其矛头所向，恰恰正是当初办学时的模仿对象——香港科技大学。

　　记者曾询问朱清时，当初为什么要提出模仿港科大？朱回答说：“那是在战略上的。但后来工作深入后，我再也不提了。南科大只能建成中国国情下的一流大学，不能够拷贝任何地方任何学校的模式，因为情况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目标也不完全相同——南科大是我国的教改试验田，要为高教中的一些难题试探出路。”

　　显然，南科大、港科大，曾经的合作对象，已然分道扬镳。港科大教授们已经离开了，朱清时还在顽强地坚持着。三教授的种种质疑，朱清时并未正面回应。究竟孰是孰非，到底南科大这面旗帜能否打下去，还能打多久？恐怕只有实践这个最伟大的裁判，才能作出最后裁决。

　　詹国枢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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