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

　　 7月3日，泰国国会下议院大选尘埃落定，为泰党候选人英禄将会出任泰国总理。英禄和为泰党的胜利显示了泰国又重新回到了“他信轨道”。英禄是他信之妹，为泰党则是他信一手创立的泰爱泰党的一次“借壳重组”。

　　 我们可以将他信掌权之前的泰国称之为“碎片型社会”，它的特征是没有一个主导型的政治力量或者一种有效的政治整合机制。6300万泰人中70%是农民，而“贴身”农民的是地方政客集团主要是农村家族乡绅势力构成。在选举的时候，农村家族政客势力则可以用发放人头费的方式获得农民“知恩式”的选票回馈。泰国的政党要获得相当规模的选票无法绕开地方政客集团，无论谁想上台，都要给这个集团好处。

　　 泰国曾是亚洲雁行模式的优等生，出口导向和融入国际市场是经济国策，制造业、资源输出以及银行、地产构造出曼谷政商集团，但是他们并没有同农业要素形成庞大的互动。令人吃惊的是，泰国在1950年代的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3%，他信上台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3%，这“两个13%”足以折射出政商集团没有任何诚意反对泰国的“两元结构”。

　　 泰国的公务员队伍也是重要的力量，只不过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表现力；军人势力一直是泰国最具能量的势力，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不代表军人边缘化，实际上泰王拉玛九世的政治特赦，反而展现了保皇派和军人之间的深刻关联。泰王具有强大的传统资源，他厌恶党派政治管理模式，强调以直接的方式“爱民如子”，他一直对他信的“全球化、挑战型”战略不以为然，提出“充足经济”的口号，希望泰国经济有一些自给自足的色彩，降低对外依赖度。他信所代表的新资本集团，主要是在新经济的推动下，以新产业的姿态出现，首富他信本人就是电信业大亨，他的产业扩张方式不是通过信贷市场，而是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

　　 估计他信也经常思考“泰国各阶级分析”之类的问题，他信的政治组合方式是“新资本+农民”，农民是票仓，新资本则提供政党凝聚的本钱，从而形成整合泰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强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其他力量都要俯首。于是，他信首先让占人口70%的农民从政策中极大获益，例如三年缓债、三十泰铢治百病，提供廉价住宅、人寿保险和水电的仁爱计划等等，他信也不断塞钱给地方政客集团，让他们拉票。对于军人，他信要求“军队国家化”，削减军费、减少与泰王枢密院的关系；削除公务员岗位，让吃皇粮的人越少越好；国有企业则私有化，补贴国企的钱或吃皇粮的钱给农民等。

　　 他信及其衍生者掌握“全球化和民主化”下的主流游戏规则，所以他们的生存力是惊人的，英禄所表达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他信的再现。但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危险在于，“新资本+票仓”只有控制力，没有缓冲和仲裁力，泰王不是中立性的，四年就修宪一次基本代表宪政司法系统处于玩偶的位置，他信力量野蛮的生长，它们生长得越充沛，反击的队伍就越仇恨，泰国社会可以从碎片整合为层级，但由于丧失弹性，从而在剧烈中不断折伤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