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新《新世纪》记者 张环宇 李增新 于海荣 陈沁 | 文

　　为期一周的国际经济学年会，为人们痛定思痛，反思金融危机，并探讨未来世界经济前景提供绝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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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危机始终没有远去，新的挑战轮番涌现：美国房地产与就业市场疲软拖累复苏，欧债危机一波三折曙光难现，中国通胀高企且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浮出水面。世界经济的前景颇为暗淡：发达国家债台高筑、难以为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与通胀风险激增。

　　 当然，如同大萧条成就了凯恩斯学派，这一次大危机也为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当人们痛定思痛，对成竹在胸的经验产生质疑，正是避免下一次危机的全新开始。

　　 这一轮思想盛宴中，中国学者不甘落后。7月4日至8日，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为题，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与专业人士对经济学界最新学术成果、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吴敬琏、青木昌彦、斯蒂格利茨、马斯金、林毅夫等学界泰斗纷纷赶来献策。在他们眼中，全球经济的前景如何，中国发展出路何方？

　　美国：拉锯战

　　 美国经济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在经济复苏变得强劲之前，刺激手段已经穷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Eric Maskin）在接受财新《新世纪》专访时表示。“继续刺激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决策者进退两难。”

　　 他认为，美联储应考虑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 III）。“对量化宽松负面影响的担忧主要是通胀，但QE实施三年，通胀风险并不明显，因此继续保持低利率货币环境和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仍可考虑。”

　　 支持QE III的主张并不多见。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即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即使下半年日本地震造成的产业链断裂影响消退，制约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依然存在，整体经济仍将表现疲软，但美联储应不会选择再度启动量化宽松政策。

　　 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QE II并没有对经济产生过多的积极影响，所以，在其结束以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将相当有限。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也认为，短期内当私营部门债券到期后，为了中和负面效果，美联储会选择增持美国国债，以维持资产负债表的规模。QE II到期结束，只是从“扩张”转为“中性”，并非缩减所持资产规模的开始。

　　 不仅如此，在传统工具上，美联储也将维持“宽货币”。在近期的议息会议公告中，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描述仍延续温和口吻。对此很多分析人士判断，经济低迷，特别是失业率高企，是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今年之内，恐怕很难看到美国失业率从9%的水平上大幅下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美国失业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如果下半年失业率大幅下降，更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劳动力统计之外，而不是经济出现实质性改善。正因此，美联储不会在年内加息，毕竟维持就业也是美联储的职责之一。

　　 而对于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资产安全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在QE II结束后，作为各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标的美国国债不会遭到抛售。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风险犹存，市场虽然对美元资产有特定的担忧，但此外的选择并不多。

　　 他指出，除非在未来数周，在提高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博弈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否则美国国债不会面临较强的抛售风险。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这一情况。

　　 美联储QE II按计划在6月底到期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攀升至高于3%的水平，但仍低于年初接近3.5%的水平，国债价格仍显坚挺。“但最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会收缩，虽然速度有多快，我们还不得而知。”清泷信宏说。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求变更显迫在眉睫。目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就提高公共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等问题仍在艰难博弈。

　　 “大家都希望能看到财政政策‘踢’经济一脚，但现在踢不到了。”弗里曼指出，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两党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仍难最终达成一致。“另外，大选年临近，两党斗争进一步激烈，也可能使政策的制订和推进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多数学者仍较乐观。清泷信宏表示，虽然在实现财政再平衡的道路上，美国走得慢了些，尚无需担忧违约风险。“不管是加税还是减支，美国政府终究会做出抉择。”

　　欧洲：疾在腠理

　　 随着希腊频现危局，对欧元区机制根基问题的探讨，又回到了原点——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矛盾。一年前欧债危机爆发时的焦点难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

　　 与美国的财政困境相比，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所引发的担忧更为明显。希腊面临着巨额到期债务，财政资源却已接近弹尽粮绝。

　　 法国银行联合会日前提出，法国私营金融机构可在自愿基础上，将希腊偿还债务的70%重新用于购买希腊国债和担保基金。但这种提议被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指责为债务违约。

　　 清泷信宏指出，希腊国债高企的收益率水平实际已将债务重组的风险囊括其中。但德法等欧盟经济大国的银行大量持有希腊国债，希腊一旦破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欧盟、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使出浑身解数，尽力帮助希腊避免违约。

　　 不过，种种努力更多是在争取时间，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救助与被救助双方都是心知肚明，惟一要避免的只是瞬间破产。”他说。

　　 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或都面临着债务重组的可能，其实希腊对国内退休、社保等“应享权益”的削减，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违约。

　　 而对外违约如果最终无法避免，“控制好节奏”，确保欧洲核心国家及欧元区整体无恙，已是目前各方希冀的“最不差”结果，不少与会学者如此表示。

　　 而最终解决方案仍应从财政运行机制着手。马斯金认为，解决根本还是要将欧洲财政置于统一管理之下。“谈及货币政策，有欧洲央行统一管理，但财政政策各自为政。欧盟的确对各成员国制订了财政纪律，但不遵守纪律也看不到惩罚。”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则呼吁欧洲各国应在更广泛领域实现共同的危机管理。

　　 他认为，欧洲金融市场存在较强的融合性，很多银行的控股方是境外银行，一旦发生问题，其扩散效应也会异常明显，由于缺乏协同的危机管理机制，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旦出现问题，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风险如何分配，母公司与子公司所在国在债务清偿方面各自承担怎样的负担，目前都缺乏足够可信的解决方案。”

　　中国：改革深水区

　　 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眼下中国经济增长无忧，但体制性难题始终是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7月4日在开幕式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反映在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上。

　　 具体表现为，尽管国有经济不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他直言，本世纪初，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

　　 这一观点得到印裔发展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丹（Pranab Bardhan）的认同。在巴丹看来，过去30年间，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发展都超过印度，但是在私营企业及资本市场发展方面，印度远优于中国。

　　 他举例称，中国的一个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私营企业要获得贷款等资源并不容易，这就导致有些私营企业与政治相关联，同时国有企业也受到政治影响，长此以往，问题就会产生。

　　 “关键在于是否引入监督与制衡机制，”巴丹称，中国缺乏自动制衡机制，如果不引入，问题将一直存在。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许成钢也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取决于中国的体制，如果体制不能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走不远。

　　 “所有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是同一个体制问题，”许成钢将中国当前的体制命名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这一体制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动力是地区间竞争和地区试验，“但当把目标换成任何GDP之外的东西时，一定会出问题。”

　　 他强调，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为基础的治理结构，必须变成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结构，“这不仅指政府怎样去监管市场，还包括企业自身是如何治理的。”

　　老问题、新问题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一直更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占比处于下滑状态。1978年至200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62.1%降至48%，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至35.1%，最近十年下滑尤其明显。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帕金斯 (Dwight Perkins)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变经济结构的挑战更加明显。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消费占比过小的状况。”帕金斯解释称，并不是说投资完全没有效率了，但要找到更有效率的投资项目，将会越来越困难。他认为，现在中国有效率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可能只有保障房项目。

　　 事实上，提高消费占比也是中国政府所期望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最低工资年均增长要达到13%以上。

　　 不过，帕金斯同时表示，在政策方面，政府的力量可能有限，除了最低工资外，工资更多还是市场力量所决定。政府能做到的是加快社保和医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减少居民和家庭的顾虑，从而最终达到提高消费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正在显现，如何发掘增长潜力，规避潜在风险，至关重要。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如果以人口抚养比指标来衡量，中国这一指标已经接近底部，“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只是下降，而是正在消失。”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中国的比较优势也相应改变，能否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至关重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星岳雄（Takeo Hoshi）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惟一途径。

　　 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蔡昉建议，未来除了要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劳动力存量的技术水平。

　　 星岳雄则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靠“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即老旧、低效率的企业或生产模式被更新、更高效的方式取代，比如这在日本，就意味着要除掉“僵尸企业”，为经济活动注入活力。

　　 “中国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是否做好了这种准备。”星岳雄称，虽然中国低效生产方式的代表与日本不同，但国有企业很有可能正属于此类，在这一“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必须避免由政府来挑选谁是输家。

　　 理论上，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配置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过，目前中国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还面临着障碍。

　　 “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城市化，”蔡昉称，受限于户籍制度，中国农民工社保覆盖率不到10%，不少农民工在30多岁就选择离开城市，而且农民工的工作很容易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他举例称，2008年和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的工作天数和小时数均出现明显下降。

　　 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也认为，由于中国土地产权与财政制度的特殊安排，使农民工“完全城镇化”有可能成为人口红利消失与“未富先老”的解决途径之一。

　　 他建议，允许农民工家庭在自愿出售土地使用权时，享受城市人口的全部待遇。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资本收入，可作为税基计税，以支持公共赡养成本。而且，由于土地规划立足于确保粮食安全及防止混乱的私有化进程，地方政府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的行为仍为必要。

　　当然，这时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产权在农民与城镇人口、省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有效、公平、人性化以及透明。这需要重新设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青木昌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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