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挺进

　　 近日，北京三名高考女生以676分的高成绩巧合地并列文科状元，更巧合的是三名状元全部放弃北大入学机会、转而选择香港大学，并且全都获得港大全额奖学金的资助。

　　 读罢此消息，不禁想起自己两年前的一次投稿经历。当时有一篇学术论文投往某核心期刊寻求发表。在通过“三审”后，编辑部责任人通过电话与我确认版权事宜。他从简介中知道我从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就问起港大与北大、清华相比孰优孰劣的问题。我当时很自信地告诉他，港大显然是要好过北大的，因为我有这两所大学的求学体验。

　　 港大是一所比较典型的英式大学。对于本科生来说，除了全英文教学的语言优势之外（英文是港大官方语言），教师授课（lecture）之外的讨论课（tutorial）也是一大特色。在港大，学生每周听完某一课程讲授之后，通常还有对应的讨论课。讨论课一般要求学生事先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然后就若干主题展开讨论。学生讨论课的主角，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思考的独立性。教师是其中的配角，只是负责协调与引导。

　　 此外，两校在学生活动的组织上也有本质区别。在内地，高校学生活动必须要接受大学学工部门的领导。同时，学工部门也在事实上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学生活动的自主性、创造性必须要受到学工管理体制的约束。从结果上看，内地高校学生活动往往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教学领域）。这一点，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内地高校都不能例外。也正因为如此，北大也曾经在网络上被人戏称为“教育部大学中关村分校”。相反地，港大学生活动则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性质。港大学生会于1949年向香港警务处注册成为独立组织社团，脱离港大管治。港大校方也没有所谓的学工组织来领导学生工作。笔者记得，在港大主校区，深夜12点之后通常还有学生为了第二天的活动不紧不慢（或者说非常低效率）地工作着。初见此事，笔者十分不解，若是北大的学生组织会如何高效地完成此类工作。反复思考之后，笔者才将这种低效率与自治、创造性联系在一起。形式上的低效率或许是自治体制下为了保证学生独立性、创造性而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吧。

　　 诚如其中一位状元所言，选择港大是“为体会与内地不同的教育体制。”其实，港大与北大区别不仅是教育体制，更重要的是不同体制所培养出的对不同“体制”具有不同依赖度的人。从当下个人选择的角度来看，弃北大选港大自然是明智的。但倘若毕业后回内地工作的话，这种选择可能就是日后的生活挑战。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段经典台词或许可以概括这样一种挑战，“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