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时间

　　“北京”牌、“海鸥”牌手表也卖出了堪比瑞士表的百万价格，但只有区区数只，中国公司的陀飞轮仍需打磨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樊婧

　　1958年建成的北京手表厂，在北京城区的飞快扩张下已不再是偏僻之地。这个北六环之外、接近十三陵的厂址，还是由苏联专家定的。他们为选址几乎将北京近郊走了个遍，最终认为这里的纯净空气和背山的环境，与瑞士的钟表圣地汝拉山谷(Vallée de Joux)非常相似。1986年进入北表厂工作，并于1998年出任厂长的苗洪波回忆说，以前他总要先搭公交车到昌平西环岛，经过一截凌乱的土路，再拐个弯，大约走三四公里的路程才能来到北表厂门口。

　　仅以建筑来说，北表厂在过去50多年中的变化并不大。但葱郁树荫掩映着的几幢红色建筑中，依然被北表厂使用的只有两幢四层小楼，其余大部分租给了一家学校。建厂时树立在入口处的毛主席像，被学院的校训挡去了半个身子。北表厂与海鸥、上海同为建国后三大表厂，它自己也见证了中国手表工业的兴盛与衰落。30年前，总会有买表人在北表厂门口手排着长长的队伍；但如今，北京牌手表已难觅踪迹。

　　现在，苗洪波希望将北京牌腕表变成像瑞士高端表一样的奢侈品。与北表厂同样已经实施了类似计划的，还有上海、海鸥、飞亚达等品牌。它们在高端市场共同的卖点，都以陀飞轮为基础—在全球制表行业，陀飞轮技术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平。陀飞轮几乎为顶尖手表品牌必备，但也几乎是瑞士手表品牌的天下，通常一只手表的售价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以目前中国手表品牌展现出的定位，它们的目标是几万到十几万的陀飞轮手表市场。

　　在过去几年，中国本土手表品牌的确有手表卖出了高价，比如北表厂的铂金全微雕陀飞轮表“游龙戏凤”被收藏者以108万元买下，也另有一款名为雅典娜的手表定价近200万人民币，是目前在售国产腕表中价格最高的一只。这样的售价已接近国际一线名表品牌。但问题在于，这样级别的手表要数年才能生产一款，一款只有数只，或仅有一只。即使以“限量”为卖点的奢侈品市场，这样的产量也无法形成品牌。而在大众陀飞轮市场，依然无法量产以及赢得市场认可。由此，手表公司在高端市场上获得的收入将极为有限，无法更进一步实现整个商业链条的顺畅运行。

　　已有本土品牌尝试世界级营销。今年3月的巴塞尔钟表展，飞亚达成为首次进入“1号馆”的中国品牌。1号馆也叫梦想之馆(Hall of Dream)，进入门槛甚高，其中品牌要么附属于高端的奢侈品集团，要么必须在5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分销。在这之前，国产表品牌都挤在被称作“临时馆”的6号馆，那是离1号馆最远，也是唯一需要摆渡车到达的展厅，没有高端人士会去那里。“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飞亚达总裁徐东升对《环球企业家》表示，“消费者都喜欢分类，他把你跟什么品牌归在一起，就决定了你是什么。”他希望借1号馆的展出，能让顾客认为飞亚达也是一流品牌。当然，代价不菲。

　　借助陀飞轮的支点，国产表将迈上更高的舞台。陀飞轮就像高级复杂表的钥匙，意味着国产表拥有了制造高级复杂表的技术和能力，并将得以在中国奢侈表市场分得一杯羹。这个市场大得诱人：根据Bain&Co的数据，中国奢侈表市场价值在2009年就已达到23.4亿美元，并且每年按35%的速度在增长。但高端市场几乎是外国品牌的天下，它们以30%的销量占据70%的销售额，市场排名前五名的依次是：卡地亚(Cartier)、浪琴(Longines)、欧米茄(Omega)、劳力士(Rolex)和帝舵(Tudor)。

　　中国富人对高端手表的热情极高。在2010年，瑞士表内地销售为12亿美元，近年来一直保持着80%左右的增长；而在大陆游客热门购物地香港，瑞士表去年的销售增长47%至33亿美元。售价几十万、上百万的百达翡丽、宝玑等，都有收藏者买入。尤其对于男性富人来说，手表是少数可以体现身份的饰品之一。

　　但中国本土公司想要从这些声名显赫的品牌中抢占市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谈追赶还言之过早，当国产表集体上满弦，时间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将经历无数次的重调与磨合。

　　破译陀飞轮

　　国产手表的再次粉墨登台，始于一只“雪藏”多年的陀飞轮。

　　陀飞轮(Tourbillon)在高级复杂表中并不算最难的工艺，但其在钟表史上的地位却无可取代。1975年，宝玑(Breguet)品牌创始人路易·宝玑发明了这种钟表调速装置，将擒纵机构放在一个框架之内，使框架围绕轴心做360度不停的旋转，以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机件造成的误差。原理看似简单，但对制造工艺的要求极其苛刻：首先，框架和陀飞轮的重量不能超过0.3克—相当于一片天鹅羽毛的重量；另外，它由72个精细组件构成，大部分需要手工制作。

　　因此，当瑞士从石英表的冲击中寻求复兴时，精密复杂的陀飞轮成为机械表制造工艺的最高代言。由于对误差容忍度极小，至今仍有不少钟表企业不敢碰触。瑞士钟表行业保守封闭，每一项工艺都极少流传。当钟表大师许耀南在北表厂研究陀飞轮机芯时，可供参考的只有一些老式怀表，真正的陀飞轮也就在巴塞尔钟表展的宝铂橱窗里瞥过一眼。

　　但当中国大陆设计出第一只陀飞轮之时，仅被当作技术上的突破而没人觉得能靠此赢得富人的青睐。1995年，许耀南在北表厂的研究所完成了第一只陀飞轮样表，摆轮被设计成一只飞燕，即后来的“中华灵燕”。这只表连同图纸一起，被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保险柜，一锁就锁了八年。

　　回忆起这段往事，苗洪波难掩遗憾。“那时厂领导，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陀飞轮的商业价值。”那时全球制表业最当红的是石英表，机械表被很多人看作穷途末路，只有少部分发烧友追捧，并不具备投产的市场前景。苗常听到这样的对话：“这玩意能有石英表准吗？”“没有。”“那做这个有什么意思？”

　　直到2002年发觉“有意思”时，北表已然丧失了最佳的先机。2004年北表推出30只玫瑰金限量“中华陀飞轮”，并在随后的钟表博览会获得第一笔商业订单。一年之后，海鸥和上海表也先后推出陀飞轮手表。

　　这样的试验在最初并不具备产业意义，大家都只是在展示技术，推出的限量款也仅仅在玩家之间引发关注。即使到现在，北京、海鸥、上海三家公司依然没能将陀飞轮变成自己品牌之下的主流表款。但沿着这一支点，国产表的几个主要品牌各自找到了不同的方向。

　　海鸥是中国最大的机芯制造基地，行业内有一个流传的说法：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机械表机芯来源于中国。而这之中，海鸥提供了绝大部分，其机械表机芯年产量达600万只，占中国总产量的50%。借助陀飞轮的研制成功，海鸥几乎成为整个世界陀飞轮机芯制造的最大工厂，而在此基础上的成表业务也大幅扩展，开始实现量产。海鸥开发出国内最系列化的陀飞轮品种，从基本款的偏心式陀飞轮，到双陀飞轮、轨道式陀飞轮各个品种，甚至推出了陀飞轮、三问、万年历三合一的手表，“海鸥采用的是点到面的策略，”《Perfect Time 时计》钟表杂志主编常伟说，“如果只是单一品种，消费者会认为你只不过做了一只陀飞轮手表；但如果推出一系列的话，消费者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与陀飞轮很关联的品牌。”

　　曾经入股海鸥的港资宜进利和周大福，为海鸥带来了先进的品牌管理经验和销售通路，宜进利曾是欧美时装表最大的OEM提供者，它将海鸥的一些资源整合到国际OEM市场，其中包括海鸥部分陀飞轮机芯的外销；而周大福拥有强势的零售网络，海鸥得以有机会进入到周大福的门店，沾上了些许奢侈品的味道。“在传统表厂中，海鸥是最接近于一个成熟品牌的。”资深钟表传媒人康威凯评价道。

　　上海表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开发出了最接近于宝玑式的同轴陀飞轮，但并未用于光大自己的品牌，而是专供给飞亚达。后者的母公司中航集团在2009年购得荣智健转让的上海表业25%股权，并借此优化了产业链。除了航天表领域的核心优势，在陀飞轮高级表也拥有了自主权，不用再倚赖瑞士机芯。2008年，神舟七号出舱宇航员翟志刚佩戴的飞亚达航天表，机芯就来自上海表厂。

　　相比之下，资金和市场规模都小得多的北表，在收藏和拍卖市场找到了一席之地。2004年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北表，如今有60%的股份由润杰房地产公司所有。老板许学军并不想这么快的开疆拓土，“把高档的收藏级别的限量腕表做出名堂来，就是成功。”在此定位下，北表主打“工艺”路线，在业内被称作“文艺范儿”。

　　而最让苗洪波自豪的是珐琅表—他自己就戴着一只手上链机芯的素珐琅，湛蓝色的表盘搭配黑色指针，简单清爽。北表的珐琅工艺来自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一间工作室，主人熊松涛的祖父在清朝宫廷作坊习得这门手艺，并传承至今。他和北表合作完成了银坯掐金丝珐琅夹板的陀飞轮腕表—“蝶恋花”，而飞亚达今年在巴塞尔1号馆展出的“艺”系列手工掐丝珐琅腕表，也出自熊氏的手笔。

　　至此，国产表的几大品牌都具备了生产高级表的能力，并且各有所长。对他们来说，技术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接下来的竞赛是，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手表厂以及中端手表公司，如何能够利用高端技术反哺品牌。

　　磨合

　　仅以制造的概念来说，中国堪称手表大国。在深圳，密布着2300多家钟表配件的制造企业。它们有的为仿冒品牌提供配件，有的为瑞士品牌代工，年出口量占全球市场45%以上，每只表的平均单价却在2美元左右。

　　飞亚达也曾经是OEM大军中的一员。从2001年开始为海外买家做代工，徐东升在2003年上任之后，仅维持了一年便停掉。在徐上任之前，飞亚达的销售额已经连续5年滑坡。这个建立于80年代、倚靠石英表热潮迅速崛起的品牌，在钟表同质化的时代轻而易举赚到了大钱，也因为这样的思维定式走了下坡路。上世纪90年代末，瑞士表蜂拥而入，飞亚达却依然卖着定位不清的手表，还顺带经营着多家餐饮企业，酒楼服务人员曾占整个公司员工的18%。

　　出生于内蒙古的徐东升并非钟表背景，也不喜收藏，但却是天生的管理者。他在飞亚达控股公司深圳中航做过HR、当过党委书记，还管过后勤和审计，对公司的各个层面的管理了若指掌。徐喜欢谈品牌理念，常把“3P+C”(产品、价格、渠道和沟通)挂在嘴边，并自己加上了另外一个P(Person，人)。“人的因素才是我们和国际品牌差距最大的一个集中体现。”

　　上任后，徐一举清除了所有的餐饮以及与手表低关联度的企业，收缩为手表产品和国际名表零售(通过其控股门店亨吉利)两条主线，这对他来说并不难—更难的磨合在于改变公司人的思维。他们对国际品牌缺乏了解，甚至没有产品系列化的概念，恨不得每一只手表都单独成款，将一款多系列讥讽为“一母多胎”，认为相似的表型会冲淡销售。而事实上，所有国际知名品牌的手表都有自己的主要壳形，产品系列化程度非常高。劳力士的经典壳形就是“蚝”式，而宇舶表的每款表中都有舷窗设计。

　　徐时常去商场转，那时好几个国产表品牌都在一个区域，绕着几个柜台走一圈，每家营业员都表情僵硬，开场白如出一辙：“防水、不锈钢表壳、蓝宝石表镜、进口机芯”，听得徐啼笑皆非。“既然每家说的都一样，那最后只能拼打折。”他反问飞亚达的销售人员：“为什么不讲我们做了航天表？为什么不告诉顾客普京戴过飞亚达的表？”从那时开始，他对飞亚达的每一个细节锱铢必 较。

　　徐上任的同年，苗洪波也几乎完成了北表厂的改制，润杰房地产公司老总许学军拥有60%的股份，余下40%仍由国有企业北京一轻掌握。和徐相比，他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官僚体制。那时北表有一个5000多平米的楼，养着几百名行政人员，其中科室干部两百人，中层干部就有97人，对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另外还有七万多平米的家属住宅，以及七八百名退休职工。为此，苗不得不专门安排一名副厂长打理后勤。“职工家里下水道堵了也要找我们。”

　　改制后，这些冗余的部门和人员几乎被苗全部清退。中层干部缩减到16人，办公楼只留下两栋。走进主楼，你会有一瞬间感到迷惑，右侧的自动车间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仿佛一条急湍的河流，隔着一条狭窄的过道，对面就是销售部和高级表展厅。苗洪波的办公室紧挨着夹板车间和工具车间，在走廊经过时就能碰到车间主任或部门经理，有时他会走到四楼，看看成表装配部的女工们进展如何。鼎盛时期建造的办公楼，现在尚存大量富余，但他坚持不设独立的办公区。“我不想离我的管理对象太远，”苗说，“任何部门有事可以直接推门进来，不用打电话请示或绕一大圈，我进车间也不用搞得像领导视察。”

　　对徐和苗这样的管理者而言，体制上的改革并不是最艰难的，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温和渐进，总能倚靠管理者的坚强意志得以推行。而当企业迈入新的轨道，但产业链的枕木却依然停留在原地，不想调转车头，就得把上下游产业带入新的游戏规则。这个磨合过程琐碎而焦虑。

　　当北表制造第一只玫瑰金中华陀飞轮时，在全国几乎都找不到能做金表壳的厂家，最终在深圳找到了一家，做铂金表壳时，由于厂家对工艺陌生，损失了3公斤多的PT950铂金原料。

　　而类似珐琅这类工艺与手表并没有天然联系，在国际上也只有朗格表等将其组合到一起来赢得客户。北表只能在过程中一点一点的磨合。“珐琅”，通常称为景泰蓝，在餐具、装饰品上的运用已是较难技术，更何况是在体积更小的表盘之上。珐琅图形比较随意，几乎没有几何概念，最精确的单位通常是毫米，而手表常常需要精确到零点零几毫米。尤其是掐丝珐琅做的表盘，需要将丝和胎锻接到一起，并且打磨到完全摸不出接痕的光滑平面。而日常的珐琅工艺品相对粗糙，要达到精细的表面，需要焊接、烧釉、打磨各个环节精确配合。在最初合作时，烧制出的十个珐琅表盘中，只有一个合格。

　　原材料环节也存在诸多漏洞。天津海鸥厂曾经花巨资买了几台瑞士机床，但国产材料上去之后连钻孔都钻不准，管理者认为机床有问题。当瑞士的人员过来检修，将瑞士的铜板材料往上一放，却钻得分毫不差。国内并非没有生产好材质的厂家，但出一炉这样标准的钢，若干年都不可能用完。纵观整个行业，表厂的需求太少。“在形成大规模量产之前，没有一个钢铁厂能来满足表厂的需求。”《时尚时间》主编、钟表专家潘箭说。

　　距离

　　新上任的海鸥集团总经理吕军行事低调，不愿抛头露面，他曾在香港负责海鸥机芯出口业务达13年，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吕招募了一群海归团队，大都年轻务实，思维活跃。在即将推出的新生产线中，将会有硅制擒纵装置的陀飞轮手表，从表壳到零件都由硅材质制作而成，其特性能使机芯运转更精确稳定，并且耐摔抗震。这款表的研发制作在美国硅谷完成。“我看到了一些突破的趋势，国产表如果这样做是有希望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不久前，吕军带领海鸥再次赢得了一场侵权诉讼。这次海鸥是原告方，焦点则是其2009年注册的专利袖扣陀飞轮机芯。被告方是瑞士品牌，这场官司仍在外界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这说明，中国的机芯制造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认可。

　　但吕军和他的团队明白，国产表和瑞士品牌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并非一两项专利技术可以填补。

　　“国产表最欠缺的就是研发和设计。”潘箭告诉记者。虽然某些表厂有自己的技术研发团队，但起点都不高。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无法找到瑞士高档表的机身拿来破译，那些表动辄上百万，没有几个品牌负担得起。因此，技师大量接触的都是日本产品和瑞士的低端产品。

　　另一方面，国产表的研发始终缺乏创新，“大部分机芯都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做一些改造。”业内人士说。“手表的机芯、壳、盘、针、刻度都是一个整体，若模仿江诗丹顿的壳，朗格的机芯，这样凑到一起美感就没了。”这种感觉就像学跳舞，一步一步跟着跳，怎么也不舒展，只有跳的时间长了，优美的感觉就出来了。“有条条框框束缚，始终存在缺陷。”

　　飞亚达在研发方面稍占优势，由于拥有航天背景，有很多项目获得国家支持，起点相对高。“它对太空表的研发参考的是欧米茄和Fortis太空表的数据”，业内人士透露，如果在数据研究上有不足，还有很多实验室可以提供解决支持。去年，飞亚达的航天表被瑞士国际钟表博物馆收藏。“他们的设计有自己的特点”。2009年推出的摄影师系列，去年推出的凯旋系列，以及卓雅，渐渐体现出一些风格和个性，而这正是一个品牌最关键的元素。

　　这样的突破与徐东升的“美感教育”不无关系。“所有的品牌都是通过美来吸引消费者，这需要懂美的人才能表达。而我们几代人几乎整体丧失了审美能力。”为此，徐东升不惜重金，每年组织50至70名优秀员工去欧洲，除了看表展，还要求他们去看罗马、佛罗伦萨、卢浮宫这些艺术殿堂。在法国商学院和清华合作的奢侈品管理课程中，飞亚达的学员占了一大半。公司会不定时邀请名师举办音乐、美术欣赏课，“首先要体验过好”。飞亚达的设计师团队大都是高校毕业的年轻人，徐对其进行“放养”，“从不考勤，他们想买什么资料，看什么展览，到哪里去考察都可以。”预算极其宽松。每年，设计、市场、销售部会一起，根据消费者研究、手表流行趋势和关联行业如汽车、珠宝的设计趋向，总结出未来一两年主要的设计概念。这些部门的人员会一直在一起工作，直到系列产生出来，经过顾客的测试和若干评审决定是否投产。如果决定投产，上市的推广和宣传随即开始提前策划。　

　　相比之下，北表仍然延续着老一代制造企业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没有设计师团队。只是依靠四位大师支撑起北表的钟表技艺。其中“中华陀飞轮”的发明者许耀南最为综合，既能装配、又能设计，对售后技术服务也非常专业，在英皇钟表店做过多年的修表师；郑志阳出身钟表世家，擅长手表零件的制作、打磨、修配；科班出身的石文礼理论计算能力很强，能够将复杂的结构还原成模型；苏文彬则是装配高手，无论多复杂的机芯结构都能组装完成。

　　如今这些大师都可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他们偶尔会带一些新人，但并不成气候。“干钟表行业的人，太笨不行，太聪明的又不太愿意。”苗洪波说，“谁还愿意一干就那么多年默默无闻？”在北表的新人中，唯独出了一个赵振岭。赵今年二十五岁，喜欢钻研各种钟表，用闹钟的机芯做出了概念表。当北表攻克三问表技术时，赵振岭担任了主力。当时的参考对象是一只三问怀表，“给他配了数码相机，边拆边照，担心拆完装不回来。”苗笑道，“没想到两小时他就拆装成功，确实有两下子。”如今年纪轻轻的赵已成为北表的开发中心主任。

　　可惜赵振岭只是一个特例。在整个国产制表行业，熟练技师的青黄不接是大家共识的难题。“瑞士的打磨技师岗位一干就20年，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钟表行业工资普遍偏低，工人每个月平均大概一千多块，很难在一个岗位做到底。钟表的很多环节需要熟练技艺，例如打磨的精度，一旦熟练工流失过多，就容易产生质量隐患。北表在厂庆五十周年推出的限量北海表就曾出现过返修问题，与工人的质素应该不无关系。瑞士品牌的精致度令中国的技师望尘莫及，“江诗丹顿的机芯，我们再有两代人都不可能做得出来。”一位陀飞轮师傅告诉记者，“太精致了。”这也是为什么国产陀飞轮售价大都在十几万，甚至几万的门槛，而瑞士品牌动辄上百万，品牌的价值决定一切。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但并非没有对策。已有中国手表公司谋求在瑞士收购机芯制造商，用瑞士机芯生产中国手表。而徐东升则寻求了一条更为捷径的道路—“三色锦”策略。“我们希望用6年的时间做到三个手表品牌的布局，高端、中端和时尚。”徐告诉记者。中端产品延续飞亚达的品牌名；时尚品牌刚推出不久，由JEEP(男表)和Cosmopolitan(女表)构成；而高端品牌方面，徐则倾向于直接收购瑞士品牌。“保持它原汁原味的瑞士血统，用我们的营销去攻占高端市场。”

　　这种做法也许会造就下一个宇舶(Hublot)—创始人比弗擅长于品牌整合和营销，将钟表看作梦想和艺术，而绝非零部件的精密组合。这正合眼下的趋势，“钟表行业早已不是技术主导，而是市场主导。”康威凯说，手表最不重要的功能就是看时间。但大多国际手表品牌都已将中国视为最重要市场，对本土手表品牌来说，依靠陀飞轮赢得高端市场的时间表已异常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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