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迫融入世界，第二个阶段是主动向世界开放，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和世界要相互理解、相互适应。布热津斯基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显著的现象，影响最深刻的现象，但是中国和世界为此都没有做好准备”。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样的中国崛起之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经常会为中国的崛起捏把汗，因为它的传统文化是地域型的，是农耕文明的，而现在中国的经济依赖于对外贸易，全球中国的身份在形成，单凭传统中国的地域性的文明足以支撑今日中国的全球性崛起吗？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古代中国讲的是天下体系。但所谓天下大致重合于东亚地区，同今日全球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当时中国GDP最多时曾占世界的30%、40%，但主要是自己内部循环，是依赖内需的农耕经济。现在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0%，但这个10%是大进大出的，是同世界融为一体的，而且这种经济结构对世界的贡献很大。去年、前年全球经济增长一半左右都是中国人贡献的。

　　因此一个新的中国在形成，我们以前都讲传统中国，到后来讲现代中国，一直到所谓的全球中国，这三个概念都在逐步的形成过程中。我认为目前中国有传统中国、有现代中国、有全球中国三重多元身份。

　　这种特殊性要求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要解决中国身份的问题。中国公共外交要解决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中国同其他国家是什么关系，中国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后美国时代”、“后西方世界”的观念纷纷提出，凡是以前铁板钉钉认为西方代表普世价值的人，现在自己也在怀疑自己，特别是在欧洲，很多人对中国还充满了遐想，希望西方文明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崛起可以得到解决。

　　现在这个时代，大国关系也不是完全确定的，没有固定的朋友和敌人，今天你是我的朋友，明天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成为我的对手或者成为绊脚石。比如说印度，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它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印度是美国最大的绊脚石，美国人有需要的时候谈它是最大民主国家，不需要的时候说它就是麻烦制造者。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中国同欧洲的关系也充满了这种变动性，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的组合。

　　变动时代里面秩序、价值、体系都在重构，与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的构成过程中，为中国的崛起，为中国对外的公共外交和建构新的国家身份带来历史性的机遇，也带来了历史性的挑战。

　　因此我所理解的公共外交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解决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问题，解决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解决和世界怎么互动的问题。不仅是建构自己，也要建构世界。

　　中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搭便车，满足于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一员就可以了。那时是讲同国际接轨，现在轨道都没了或者轨道都弯了，到哪儿接轨去啊？人家还会倒过来跟我们接轨，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到中国来取经。所以中国对世界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仅是GDP、中国制造，还应有中国对世界的制度、理念和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

　　一般来说，贡献有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现在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大多还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中国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不确定，甚至连中国自身将来怎么走都充满不确定性。有人说中国迟早崩溃，也有人说中国迟早会统治世界，什么版本都有。

　　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自己将来是什么，要什么，在这个身份和理念问题上，中国自己恐怕也还说不清。

　　和平崛起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崛起，要参与国际体系，而不是推翻国际体系，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重要成员国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体系以后何去何从？这个世界体系已经不完全够用了，这个体系呼唤其重要参与者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传统思想讲求“无欲则刚”，这从某些方面看是一种美德，但从现代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意味着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不清自己要什么。这样一来，容易让别人觉得你意图不明，从而担忧你别有用心，甚至是心怀叵测，有意把意图给掩盖起来。结果往往是百口莫辩。

　　考虑到上面种种因素，对中国来说，做好公共外交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好统筹。

　　第一，要统筹国内外大局。内政建设好了，没有大的问题，再加上外交没有问题，公共外交才能自圆其说，做到身正不怕影子斜。

　　第二，要统筹传统和现代。不要总是言必称古代，孔夫子管不了现代的全球中国。

　　第三，要统筹国别与领域外交。我们现在的公共外交主要着眼于美欧大国，但有些支点国家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在穆斯林世界很有影响，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把中国和穆斯林的关系讲清晰，有利于构建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形象。再比如以色列、伊朗等国。支点国家不光是看GDP有多大，也不光是看地缘政治，而要看它在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意义。

　　第四，要统筹中国自身的多元身份。

　　（作者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据其7月初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察哈尔学会共同举办的第一届提升公共外交能力讲习班上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