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这样形成的汇率，才是所谓的“均衡汇率”，才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益无害

　　 【财新网】（专栏作家周其仁）本系列评论的汇率体制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要点，这就是政府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个人观点，这样形成的汇率，才是所谓的“均衡汇率”，才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益无害。

　　说明一下：在中文语境里，“真金白银”这个词，包含了对贵金属货币制度的全部记忆。毕竟，以法定货币全盘替代银元铜钱，在中国是1936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满打满算到今天也不到8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正统”，是贵金属货币，主要是银币加铜钱。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时段，流通形形色色的纸币。不过市场中人一旦发现，纸币不过是皇上和朝廷收取额外税负的一道隐蔽工具时，人们就纷纷弃之如蔽，迫使货币向贵金属制回归。如此顽强的货币传统凝结在一个词汇上，于是，“用真金白银购物”就成为中国人从事交易活动最起码的要求和道德底线。

　　政府不能例外。以当下讨论的外汇交易为例，政府可不可以入市大手购汇呢？可以的，因为政府也需要保有外汇来履行自己的某些职责。譬如政府要向国际市场采购，没有外汇在手，老外怕是不认账的。国家借了外债，政府也要拥有适量的外汇储备，才能及时偿债。还有就是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政府通过买卖外汇，实施对汇价的干预。

　　关于最后一点，不少读者朋友有保留意见。这难道不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吗？那还叫市场经济吗？我的观点是，政府能不干预市场最好，万不得已非要干预不可，也要区分不同的干预手段，因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不同。举一个例，稻谷丰收，谷价下跌，对买米过日子的百姓有利；但谷贱伤农，农人受损减少生产，来年谷价可能大涨。这个时候，政府要不要干预谷价呢？经济学家说不干预，因为干预的结果是谷价更大的起落，正如这两年我们看到的猪价大起大落一样。但政府一般不会听，理由之一是因为街上叫喊政府出手者众。政府数一数人头就知道，还是干预为上。

　　但是政府干预谷价也有多种选择。一是下道死命令，既不准谷价大涨，也不准谷价大跌。谁违背价格稳定法令，政府就找谁的麻烦。这个办法听来管用，也常常在用，因为只要业者涨价落价的收益，抵不过所受惩罚的损失，涨价落价的行为就会绝迹。问题是政府执法有代价。半个月前我在青岛听夏斌兄讲演，论及房价，他说不妨学德国，政府规定房价的上下限，超限作违法处理。我边听边想，到底管不管用。轮到我发言，我说单项、短期的价管可能有用，但全面、长期恐怕还是不行，因为至少有一个价格管不住——凡涨价政府就“拉人”，监狱之价一定暴涨！后来网上报道，说我俩拌嘴辩论。哪儿是哪儿呀？我与夏斌当年在黑龙江同一个农场下乡，吃的是同一口大锅里的饭。老友见面，不过切磋一下而已。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政府入场干预。谷价过低之际，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钱收购，保护种粮人的利益；待到谷价过高之时，政府开仓卖粮，把市价连同粮价预期一起拉下来，不让买米人家为难。这也不是当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粜”“平籴”的记载，可是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的。

　　比较而言，政府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个中道理，我以为是政府以公共财力参与市场买卖，通过影响交易量进而影响价格，对价格机能的破坏比较小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拿真金白银入市。这是因为，政府的真金白银受到预算的硬约束，横竖给定政府的财力，要多买黄米，就不能同时多购白面；要多收粮食——无论为了什么——就必须减少其他政府项目的开支。加总起来，市场的总需求没有变化。当然，政府多多抽税，把本来属于国民的购买力集中于政府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细加分析的。但政府抽税不能无限进行，以上文“监狱之价因过度管制而大涨”的思路看问题，政府抽税也受到制约就是了。

　　受预算约束的需求终归是有节制的。这么想想吧：如果这些年来中国容易庞大起来的“外汇占款”，在体制上不准占基础货币，只准占财政预算、占国企利润、占专项公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的推测，第一个结果就是冷静的利害计算与权衡抬头，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因果联系推得略微远一点。

　　比方说，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将加大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些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主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条。当然也可以讲得更动人，比如出口行业是中小企业主打，有大量农民工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危及中国的穷人，而“绝不升值”就是为穷人而战。这没有错。但是仅仅言及升值之害，没有讨论升值之利，就谈不到全面权衡利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人的人民币收入在国际上的购买力提高，难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提升，所谓“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难道不因此就减轻了？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再看“升值有利美国论”。不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缓解美国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更一般地说，每一种市价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害关系的不同影响。价格涨起来，卖家高兴买家愁；价格掉下去，买家高兴卖家愁。要求市价变化“讨好”所有市场参与者，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与分配所得，总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现象，就是市场中人表达高兴与忧愁的方式很不对称。举一个实例，最近猪肉市价涨得比较凶，买家叫苦不迭，破口大骂的也所在多有。卖家又怎么样了？从利害分析上他们似乎得利，但阁下有没有看见人在市场上得了便宜就上街游行，高举标语“拥护猪价大涨”的？没有的。

　　这是说，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遇到领导上体恤民情，他们一般讲自己也是消费者，所有进货价格也涨得凶，自己也是市场的受害人——“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来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人民币汇率又何尝逃得出这个规律？2005年前汇率一动不动，受损方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同业竞争者。他们大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美国一些政客也跟着叫。但是，美国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费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这是说，靠舆论定政策不靠谱。其实，不是人们真的不懂利害分析。关键在于，理性计算是被硬预算约束逼出来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础货币顶着，谁当“坚决顶住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英雄都容易。轮到真要掏真金白银来作决定，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会算不清其中的利害。这样看，汇改要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是要包括政府在内的汇市参与方，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考量汇率变动的利害影响，并做出基于个别理性估值的决定。■

　　（本先首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