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愈演愈烈。7月17日，该报所属的国际新闻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被伦敦警方逮捕，后于午夜被保释。当天，伦敦警察局长斯蒂芬森因被指责与上述两家机构交往甚密而宣布辞职。此前不久，曾先后任职于《世界新闻报》和英国政府的库尔森也被逮捕。

　　至此，“窃听黑幕”之水越来越深，已不是一起简单的偶发事件。有英国媒体评论说，这起事件动摇了公众对警察、媒体和政界的信任。这三者交织而成的社会生态，成为拉扯“窃听黑幕”的有形无形之手。

　　《世界新闻报》能够“顺利”践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新闻”的“价值理念”，背后可能有权力机构的“影子”。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媒体主管库尔森，在担任《世界新闻报》高级编辑时，就曾宣扬“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新闻”，而以贿赂向权力寻援则用来“铺路”。

　　据英国媒体报道，伦敦警察局长斯蒂芬森曾多次接受《世界新闻报》的“美意”。此外，他在一家疗养院免费疗养市值过万英镑，而疗养院的公关顾问沃利斯曾经的名片，分别是伦敦警察局媒体顾问、《世界新闻报》副主编。如果斯蒂芬森一边拿着纳税人的钱做局长，一边却收取侵犯公众隐私等权利的机构和个人的好处，那么他实际上也丧失了“底线”。公众不禁会问：这样的司法能“独立”吗？他们对窃听的调查、执法，会“公平”吗？

　　《世界新闻报》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公民权利，政府的监管和对人权的尊重却明显缺失。事实上，这家报纸的“关系渗透”不仅限于司法，它与英国政界也有着复杂的联系。据报道，因窃听丑闻而从政府离职的库尔森，曾在促使《太阳报》支持保守党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尔指出，窃听事件“几乎成为英国的治理危机”，“人们感觉事态已超出控制”。最近，卡梅伦呼吁制定新形式的媒体监管，以结束新闻机构与英国政客之间的“舒适关系”。

　　此次窃听丑闻发生后，英国媒体陆续披露：传统严肃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窃听英国前首相布朗，而《太阳报》等媒体在10年时间里，也参与了对布朗的窃听。《世界新闻报》丧失职业伦理、越过社会底线，虽令公众震惊，但其所作所为并不是孤立发生的。

　　《世界新闻报》在其最后的社论中曾说：“我们迷失了方向。”对此，英国的媒体、司法和政界同样应反躬自问：自己在纵容“迷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让社会生态能有清晰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