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锴

　　作为第一位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的女性，来自新加坡的凯发集团总裁林爱莲显得异常激动，以至于声音有些哽咽。从四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家中脱颖而出，让这位有着“从弃婴成长为女富豪”的传奇经历的女性百感交集。“优秀的企业家都是乐观主义者，永远不会屈服于失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明天永远会更好。”她在发表感言时说道。

　　在最近的几年，夏日摩纳哥，在送走轰鸣而过的F1赛车后，会固定地迎来一群来自全球四五十个国家的企业家，他们在此角逐每年一届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奖。摩纳哥的企业家聚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野，作为安永中国企业家奖的媒体主办方，从2007年起，我们得以透过这个窗口持续关注国内外企业家在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和趋势判断上的差异。

　　今年的获奖者中，女性企业家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多。除了个子不高、精明干练的林爱莲外，还有另五位女性进入决赛，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怡园酒庄董事长陈芳，以及来自叙利亚的Maersk航运公司副总裁Yasmina Azhari。她们通常与竞争力、自信和主导力等特质联系在一起。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全球范围内，女性在商业及社会上的领导地位正日益明显。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中小型公司正在创造新的财富神话。无论是来自瑞典的海洋测绘公司，芬兰的新型论坛会议组织者，还是乌克兰的游戏开发团队，纷纷将视野瞄准空隙市场，在细分领域内迅速成长壮大。后危机时代，新型的创业公司是经济回暖的报春者，也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在细分市场站稳脚跟后，如何调配海外资源，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合作，是这些企业进一步夯实自身能力的必经之路，也是企业家们当下不断思索的课题。

　　安永全球主席詹姆斯·特黎(James S.Turley)对获奖者们的评价是，这些企业家大多具有远见卓识、领导才能和果敢精神。“事实上，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在创业初期都不成功，但他们具有永不放弃的信念。他们不害怕失败，创新思想也不会冻结，所以他们更容易抓住需求、抓住机会。”

　　“跨界”创业

　　怡园酒庄的“少庄主”陈芳，32岁，是此届获奖企业家中最年轻的女性。与林爱莲不同的是，陈芳的父亲是归国华侨陈进强先生；虽有父辈财富，她的创业过程同样充满艰辛。

　　从父亲手里接过怡园酒庄时，陈芳才不过24岁。善于给孩子们制造意外惊喜的父亲给了她这个从未听说的葡萄园，一个仿佛从天而降的怡园酒庄。于是，这位追求生活品质和格调的“富二代”放弃了在高盛光鲜亮丽的工作，奔赴山西太原以南40公里的太谷县，开始琢磨起酒庄的生意。

　　对陈芳而言，这种职业身份的转型起初并不顺利。“我才二十多岁，没有操作过任何项目，像这种大的生意更没有见识过。每次谈判前一晚必定要重新看条例，预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她说道，“我也可以翻书，但翻完书还是不能解决同样的问题。”陈芳坦言，当时她的感觉就像是父亲把她扔进了“大海”，任她一人游泳，“我每天都在头疼”。

　　接手酒庄的当年，陈芳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葡萄酒的销路不畅，但产量却大得惊人，她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削减庄园规模，砍去一半的葡萄树。为此，她需要对与酒庄合作种植葡萄的一百多户农民进行赔偿。大刀阔斧地改革之后，陈芳明确了怡园酒庄“小而精”的定位，将其锁定为“区域品牌”，主打山西市场和星级酒店。

　　经过几年的辛苦耕耘，怡园酒庄的销路打开了。在她的谋划下，怡园由原先的“卖不动”变成年年“不够卖”。2008年，哈佛商学院将怡园的发展案例收入MBA教材，产自山西的葡萄酒开始惊艳波尔多，而这方“以煤而贵”的土地，终于成了葡萄酒的第二故乡。

　　细分捕手

　　怡园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没有让陈芳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她看来，要做基业长青的百年酒庄，就不能肆意地扩大规模，与其一味地增加酒庄产量，不如将更多精力投入品牌的梳理中。

　　毕竟，怡园与竞争对手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他人卖的是规模和酒庄的历史，品牌本身并不能使人产生联想；怡园酒庄突出的是“家族的概念”，家族的荣誉都被书写在品牌中。

　　如今，怡园酒庄每年最好的一款酒由陈芳的父亲——“老庄主”陈进强签印盖章，而另一个精品系列则以陈芳女儿的名字命名。家族的故事和精神支撑着品牌，这也是怡园寻求差异化的最关键之处。

　　在此基础上，陈芳还会经常送员工去参观法国和澳大利亚酒庄，鼓励他们“拿着地图走走欧洲的村庄，吃农家的食物”，以此激发员工对生活的想象力，并将这种美好的想象付诸品牌塑造。

　　相较于葡萄酒这样的传统行业，更多创新来自于企业家敏锐的市场嗅觉。来自瑞典的获奖者Ola Oskarsson便是个不错的例子。作为瑞典海洋测绘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创业之初，他只想做一名像“现代潜水之父”库斯托那样的潜水探险家。但后来，身为海洋生物学家的他发现了瑞典当时并不完善的海洋测绘研究行业，这一商机使他最终开创了一家高水平的海洋测绘公司。

　　同样善于捕捉商机的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获奖者，橡胶手套生产商速伯玛的创始人兼总裁Stanley Thai。用他的话说，“我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它使我迅速致富。”1986年，艾滋病被确定为一种全球性的致命病毒，而戴橡胶手套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方法。Stanley利用马来西亚盛产橡胶这一优势走上了创业之路，并最终成为业界大佬。

　　芬兰获奖者Olli Muurainen创办的管理活动公司(Management Events)创造的商业模式则更为独特。管理活动公司创立于1994年，为一些特定行业举办与研究、发展相关的会议，当时主要是IT行业。之后，它开始为更多的行业寻找会议发言人，精心挑选、邀请听众，并提出了“战略公园” (Strategy Park)的概念，让行业专家、企业的决策者、高级管理者在公司提供的平台上直接对话。

　　每年，管理活动公司都会举办200场会议，并将触角伸到芬兰以外的瑞典、丹麦、奥地利及荷兰。它所具备的，是高级商务人士会晤的相关知识、良好的人际网络，和一个诱人的好主意。

　　对此，特黎表示，创业者的DNA就是创新，“他们知道有一些市场需求总是得不到满足，于是就抓住这种需求，然后抓住了机会。”在他眼里，这类中小企业以及创新公司常常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体，并极有可能在日后成长为世界级的伟大企业。

　　国际化还是被国际化

　　在本届获奖者中，采用全球化策略的企业家比比皆是。无论是来自墨西哥的药品连锁巨头Genomma Lab，还是来自西班牙的经济型酒店Riu Hotels&Resorts，纷纷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如果问这些获奖者们为何要进行全球化，他们会给出各式各样的答案，但对于全球业务拓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另一位来自中国区大奖获得者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却有着更深的体会。

　　这家土生土长的中国软件企业，去年共收购了三家芬兰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就在刘积仁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东软刚刚宣布收购了一家德国公司。眼下，东软30%的收入来自国际市场，70%的收入来自本土市场，而刘积仁心中的理想状态是“把它倒过来”，东软未来70%的业务收入都要来自于海外。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企业大量投资发展中国家是过去几十年的一大特征，那接下来几十年将会见证新兴市场的优秀企业不断增加海外投资。”安永全球主席特黎指出。而在刘积仁看来，当任何一家公司都越来越深刻地融入一个被“碾平”的世界中时，东软的竞争能力自然也需建立在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之上。“对于一个软件企业，特别是一个中国的软件企业而言，国际化是我们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它关乎东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在他看来，中国本地的人力资源正加入到全球的创新队伍中，而诸如东软这样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也正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一员。在完成全球布局后，如何打破国界与文化的藩篱，进一步激发出连接成网络的集体智慧，是摆在东软面前的下一个课题。

　　尽管东软在进行每一项并购前都会作详细的文化调查，但刘积仁并不讳言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挑战。用他的话说，东软买了人家，“最后还得听人家的”。打个比方，德国的工会很强大，公司周末想要开会，必须得员工自愿才行，不得强制；如果东软想改变德国公司的组织架构或是裁员，也必须征求工会的同意。不仅如此，“芬兰人、德国人、美国人的文化各不相同，我们在文化融合上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必须做很多非常精细的工作”。

　　在特黎看来，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全球化战略的制订，其次是全球化战略的执行，最后则是继续深化管理全球化的业务。在这几个步骤中，中国企业在产品生产、研发及资金实力方面都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管理人才上还相对欠缺。“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管理大型企业的历史更短、经验更少，这是一个需要时间不断积累的过程”，他说道。

　　而东软要做的，就是在国际化和被国际化之间，选择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其中的关键在于，“你要有一种核心能力或一个能够驾驭的市场作为国际化的砝码”，刘积仁称。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