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言官弹劾，实在是当不得真，他们需要晋升之梯，不踩着别人，怎么上得去？不上去，如何才能获得位子一展抱负？幼樵曾对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此话实在透彻。清流清流，“清”是门面，亦是入“浊”的梯子而已。

　　捐弃明时分所甘，无家何处著茅庵。

　　便凭黄阁筹生计，愿寄沧洲得纵探。

　　冰积峨峨几止北，鸢飞跕跕罢征南。

　　负刍越石嗟枯槁，门下虚烦解左骖。

　　这阕七律，是张佩纶从流放地即将回京前，填了赠予鸿章的。

　　昔日“越石父”流落于外为奴，反裘负刍（反穿皮衣、背着柴禾，极为艰难），得晏子之助，解左骖（左边的马）而赎之。晏子回到府第，未辞别越石父而入内，越石父怒，请绝交，对晏子道：“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请绝也”。（“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可以忍受屈辱，在已经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就应挺胸做人。因此，我要跟您绝交。”）晏子顿悟，收“越石父”为门客。此乃千古佳话。

　　幼樵（张佩纶字）乃性情中人，又自负才华，奈何时运不济，一跤跌倒（见《中国经营报》2011年7月18日第1920期D6版“杀敌书生纸上兵”）。其自比“越石父”，以鸿章为晏子，既是感恩，又是自重，倒也贴切。

　　红顶

　　幼樵乃鸿章故人之后，从来都把他当做家人子侄，并不见外。

　　幼樵时为清流之先锋，与张之洞并称“青牛腿”，时人遂有“两张一李”(两张即张佩纶与张之洞，一李即李鸿藻)之说，内外唱和，两张挟李以为重，李则饵两张以为用，广结党援。李鸿藻以帝师之尊、军机大臣之要，内引外援，而其要对付的，却是另一帝师翁同龢。帝师对帝师、清流对清流，倒也旗鼓相当，此即所谓“南北之争”，盖因李鸿藻籍贯直隶、翁同龢籍贯常熟而名之。南北之争，双方皆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鸡飞狗跳，张牙舞爪，冠冕堂皇之下，却无非争权夺利而言。

　　与“清流”相对，即是“浊流”，指的就是鸿章等一干办实事的地方督抚。水至清则无鱼，要办事，不能不耍手腕、讲策略，不能不有所妥协、有所不为、有所放弃。当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法更是绕不开的主流。弄潮儿向潮头立，这潮头岂是容易立得的？惊涛拍岸，浊浪排空，卷起千堆雪，绝难清澈如镜。“清流”、“浊流”之区别，并非在于水之清浊，而在水之动静。一潭死水，看似清澈，就算“清流”，无非是将污浊沉淀于下。而流水虽不腐，却有浪花，甚或裹挟着残枝败叶，看着也就“浊”了。“清流”未必真清，“浊流”未必真浊。

　　幼樵为人仪容俊伟，志高心远，善辩论，好搏击，腹有诗书，胸藏韬略，于鸿章一众子侄辈中，十分突兀。鸿章自然是极为欣赏的。其为“青牛角”，“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参倒朝廷大员无数。也曾参劾鸿章，鸿章并不计其前嫌。此非鸿章大度也，实乃幼樵身为词臣，参劾纠弹本是其分内之事，不如此，其难以立足，亦难以晋升。

　　官场之内，大凡顶子要见红，不“见血”几无可能。“用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无非两种，一种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搏杀，如鸿章这般的，赚得的真正可称“血本”；另一种，亦是多数的，就是幼樵和张之洞这样的，靠用“青牛角”顶别人，亦算是“见血”而红。

　　言官弹劾，实在是当不得真，他们需要晋升之梯，不踩着别人，怎么上得去？不上去，如何才能获得位子一展抱负？幼樵曾对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此话实在透彻。清流清流，“清”是门面，亦是入“浊”的梯子而已。

　　替手

　　清流中人，尤其北派，并不反对变革、反对洋务，其所坚持的，无非“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体、用”之辩，实是口舌之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难以说清。恭王当年为了压制倭仁，甚至倡言“西”学就是“中”学，是中国之学流传到西方，如今回流而已，以此泯灭中学、西学之争，试图斩草除根，倒也痛苦淋漓，令道学冬烘们大跌眼镜。

　　两根“青牛角”，张之洞及张幼樵，虽为清流，却谈洋务、倡海军；及至外放任职，幼樵襄办福建海军，张之洞则巡抚地方，皆是实职，自此由“清”入“浊”。

　　鸿章为“浊流”中人，对清流最怕的就是掣肘。大凡只要不挡住河道，鸿章一概懒得争论。口舌上争锋，劳心累人，毫无裨益，以鸿章之地位，徒然为对手增光添彩，有失无得。你吹你的法螺，我走我的小道。这清流、浊流，于是亦有了合流之机。

　　鸿章与李鸿藻之间，有相当默契。李鸿藻之劲敌，并非鸿章等“浊流”，而是清流同道翁同龢，李鸿藻要的就是清流领袖的地位，并不希图切实干政。而翁同龢则志不在小，不仅要领袖意见，还意欲独揽朝纲。两相权衡，鸿章自然倾向北派之李鸿藻。幼樵兼为李鸿藻弟子、鸿章子侄，亦就成了这“清流”、“浊流”交汇之三角洲，实乃鸿章应对清流、周旋折冲之关键。此可谓“两李一张”（李鸿章、李鸿藻、张佩纶），与前文的“两张一李”堪有一比。于幼樵本人而言，兼得鸿章与李鸿藻之双重助力，自然能于官场上一骑绝尘、遥遥领先。

　　鸿章对幼樵，是有厚望的。后人亦有以为鸿章将幼樵视为衣钵传人之议，实在算是勘透人情之洞见，读史者当如此，才算没把书读到狗肚子里。

　　曾师（曾国藩）所谓“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为鸿章终身奉行之宗旨。曾师有鸿章为替手，不仅薪尽火传，亦得以全身而退、平安着陆。鸿章自掌北洋以来，居天下之机枢，掌四海之雄兵，真正临渊履冰的风口浪尖。鸿章虽豁达豪迈，惯以痞子腔对付明枪暗箭，但亦时时担忧后继无人，孤掌难鸣。

　　北洋诸人，多源出淮军，内中或有资质聪慧者，但与曾师当年手创之湘军相比，粗鄙庸俗之人多，文武兼备之材少。此是淮军不及湘军者，亦是淮军比湘军更令朝廷安枕放心之根本原因。曾师当年忧谗畏讥，固然因为功高难赏，亦因为帐下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湘军成了西人所谓“有思想之军队”，此是猜忌之源。自古以来，光靠枪杆子其实难出政权，非要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兼备，才有问鼎逐鹿之资。鸿章编练淮军，亦是有意令其与湘军区别，只做丘八，绝不作秀才丘八，如此，则无“思想”，兵好带，亦不会招忌。

　　淮军粗鄙，诸将多痞子，有沙场厮杀之才，无统筹全局之能，且此辈惯于刀头舔血，其忠义之心究竟几何，鸿章亦无十足把握，如操纵不当，反噬之事亦有可能，此亦是鸿章不愿在淮军内物色替手之原由。

　　幼樵之父，与鸿章生死与共，幼樵亦可算是淮军子弟，且自幼读书养气，舞文弄墨，不似淮军老人粗鄙少文，此为先天可信也；

　　自入宦海，幼樵意气风发，才气横流，敢言敢为，且谈洋务、海军，头头是道，并非不着边际，此为才干可靠也；

　　幼樵师事李鸿藻、结北派清流之党援，并非单枪匹马，却能一呼百应，此为声势可倚也；

　　幼樵为官虽然锋芒毕露，但分寸依然在心，谁是敌手、谁是友朋，拿捏准确，此为机心可用也……

　　凡此种种，皆令鸿章以为幼樵实为“替手”之不二人选。与之后的袁慰廷（袁世凯）相比，幼樵更为忠心、更有文才、更有人缘，只是在察言观色及实务历练上不及慰廷。

　　甲申年“书生典戎”（见《中国经营报》2011年7月18日第1920期D6版“杀敌书生纸上兵”），幼樵、张之洞等清流干将外放实职，帮办政务军务，此举实为弥补幼樵、张之洞缺少历练，绝非如传言所说的太后引蛇出洞，故意让此辈空谈者挑担出丑。幼樵等人，皆出任军政要职，关系江山社稷之安危，岂是儿戏？太后如不满此辈，轻轻一纸圣谕，就可打入冷宫，何必拿家国安危做赌注？世人胡解瞎猜，亦甚可笑。

　　至于幼樵兵败马江，固然是其才干尚不足以担此重担，亦是多方机缘巧合所致。倘使幼樵听鸿章之劝，坐镇福州，而非亲临马江，即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自有总督、巡抚、提督等一干军政大员承担，与幼樵这个刚到不足一月的钦差有什么相干。

　　事后，朝廷虽有严劾，不久却放归，此固然有鸿章缓颊之力，其实亦是中枢心里透亮，幼樵之罪不在战，而在于锋芒太露，又不知宦海凶险，正好着了官场老油子们的道儿，西人称之为“替罪羔羊”也。同时外放之张之洞，则顺风顺水，并无凶险，由此亦可见中枢之本意是在提携栽培这两只“青牛角”。

　　幼樵蒙赦归京时，年仅不惑，如沉心静气，尚能东山再起，接鸿章衣钵亦有可能。不料其却真如“越石父”般，心高气傲，意兴阑珊，远离宦途。鸿章失一“替手”，倒为袁慰廷留出日后机缘，亦可算是造化弄人……（20）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雪珥信箱: snowswords@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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