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从李昌奎案所激起的风波来看，死刑在中国，已经陷入迷局。

　　如果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死缓——不管是基于什么动机——是一步臭棋，而今再审程序之无奈启动，在我看来，非但不能挽回败局，反倒加剧了法治棋局的惨痛沦陷。

　　二审改判后，云南省高院骑虎难下，破解之道，唯有再审。问题在于，以什么理由发起再审，谁来再审。按《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或本院院长。就本案而言，只能是最高法或最高检出面，或者由云南省高院院长自行提出再审。

　　李昌奎案再审之发动，起因于三股力量，被李昌奎残忍杀害的王家飞、王家红之父母王廷礼、陈礼金不服二审判决而提出申诉，云南省高检提出检察建议，认为二审量刑偏轻，云南省高院院长最终拍板，另组合议庭再审。从法理上讲，这并无不当。然而，从司法权的运作效应上讲，由最高检抗诉，最高法提起再审，似乎更为合适。因为，云南省高院再审，只可能有两种结果，维持原判决，或死缓改判死刑：若为前者，民意的反弹必定更加剧烈，到头来，云南省高院的处境就不是骑虎难下，而是被架在熊熊烈焰之上烧成革命的灰烬；若为后者，何尝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云南省高院的司法权威颜面何存？最高法出头的话，一来可以分担盘旋在云南省高院头上的舆论压力，二来，依我判断，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李昌奎案，乃是一场废除死刑的司法试水，很可能，这出于最高法的授意，如今，试水试出了乱子，最高法难道不该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此案当中，死刑已经不是一个简而化之的法律问题——从二审判决出炉之日起，死刑就渗入了太多的法律之外的元素，此后每进一步，司法权威的成色就黯淡一分——而指向法权与民意、观念与现实、未来的正义与现在的不义之间的生死博弈。换言之，无论接下来的结局是死缓还是死刑，与案情本身并无太大干系。李昌奎彻底沦为死刑存废之争这局棋上的一颗棋子，而死刑，何尝不是中国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颗棋子？

　　很显然，如果不是为废除死刑试水，李昌奎案二审就不会改判（改判的理由何其牵强，且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已经明言，此案的意义当在十年以后）；如果二审判决未尝引起民意的激烈批评，此案就不会进行再审。是故，再审之结局，若为死缓，可视为废除死刑的嘹亮先声；若为死刑，则是给民意一个交代，废死之路，漫漫而修远。

　　死刑存废的棋局，民意乃是其中最大的变数。然而，若以民意的姿态为一贯方向，死刑存废之争，将走多少冤枉路呢。我说过，如果民意之诉求缺乏一个独立自主的表达声道，它就是一块橡皮泥，权力者想捏成什么形状就能捏成什么形状，每天都可能变换一副面目。此案朝秦，彼案暮楚，此案赞成废死（如夏俊峰案），彼案反对废死（如药家鑫案及李昌奎案）。在民意的拉扯与挤压之下，死刑同样沦为了一块橡皮泥。

　　在中国，废除死刑的路径，必定从司法（个案）开始，到立法结束。民意不能直接影响立法，却可直接影响个案。它对待死刑的姿态，端看对个案的姿态，具体来说，是与被告的关系更近，还是与受害者的关系更近：在夏俊峰案，当是被告，故民意不愿夏被判死；在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当是受害人，故民意对药、李二人喊杀之声不绝如缕。

　　不过，考量中国之民意，仍以反对废除死刑为主流。反对声中，一些人的确在坚持杀人偿命的复仇观，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杀人偿命与否，要看你具体杀了谁，杀了贪官，他们未必赞成偿命。这个时候，民意就成了橡皮泥。

　　民意反对废死，最常见的一条理由是：假如废除了死刑，那些贪官污吏行凶作恶岂非愈加肆无忌惮？事实上，死刑是为每一个人而设，在司法不公的语境之下，死刑对贪官污吏的震慑与威胁，远不如对民众的震慑与威胁更激切。你看看每年有多少贪官污吏被处死刑，有多少普罗百姓被处死刑。正所谓窃国者诸侯，窃钩者诛。对贪官污吏的量刑，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哪怕在落马的高官之间，仍有人贪污1000万元被杀，有人贪污5000万元被判无期，他们死与不死，乃至获刑之轻重，更多取决于政局之上和黑幕背后的权力博弈。死刑存废与否，往往无损其分毫。民意若因此而确定对待死刑的态度，不啻是误入了岔道，同时将死刑引入迷局。

　　而今，死刑存废的迷局之上，药家鑫与李昌奎们，极可能沦为民意革命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