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出事的时候，持续多时肠胃不适的王衍山正在一家小诊所里等着取药，而他的妻子何自珍则在离家不远的废品收购站忙着装车。这成了他极度后悔的缘由，比如为什么没有一直跟着儿子而偏在那天去看医生，为什么回乡过年后没把儿子留在山东老家，甚至为什么当初非要把儿子生在北京。

　　对于北京近乎偏执的亲近和希望，一直是这个每天把从废品收购站的旧书买出来拿到一所高校门口去卖的父亲对王乐未来的寄托。“北京是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近的地方”似乎是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王衍山对北京最深刻的了解，他指望着他的宝贝儿子在这座庞大而拥挤的城市里长大并且接受教育，至少能够有别于家乡那些教给孩子们蹩脚普通话的幼儿园老师。

　　但是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他6岁的宝贝儿子被一辆奔驰商务车卷进了左前轮，时间是2010年3月8日晚上7点多。邻居跑到废品收购站哭着告诉何自珍她儿子出车祸了，已经被大家送往医院急救。从这一刻起，王衍山一家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之前的种种计划不得不搁浅，挽救小王乐的生命成为第一要务。

　　在死亡线上经过差不多10天的挣扎之后，王乐脱离了危险。“希望又回来了。”王衍山说。他开始有心情去公安局了解事情的详情，之后便打算起诉那个已被警方捕获的肇事逃逸司机及向其车辆保险商索要医疗费。

　　由于支付不起律师费，此前曾紧急捐助王乐5万元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出面为王衍山委托了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施以法律援助。该中心法律援助部部长韩世春始终不认为这桩诉讼有多复杂，但是让王衍山始料未及的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从法院立案到请求法院对肇事者的房产和汽车进行财产保全等环节的相关规定都对他构成了障碍。例如，依照法律，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的前提是提供等值担保，也就是说，假如申请保全50万元财产，就需以50万元钱或者价值50万元的财产作为担保。

　　每月收入只有一千来元钱的王衍山哪会有那么多钱？车祸以后，为了方便照顾儿子，他收起旧书摊，改为每天用三轮平板车拉着旧书赶早市和夜市。“如果有那个钱的话，我早就给孩子看病了！”他说。 

　　那辆被认为如果拍卖就足够支付赔偿金的奔驰汽车也一样。它面临的问题在于，由于是贷款购买，拍卖所得款项必须首先偿还银行。如此一来，能留给王衍山的钱恐怕就所剩无几了。

　　“你根本看不出来

　　那是一个小孩”

　　经过了最初的痛苦与慌乱，王衍山一家最终能不能逾越这些障碍还在未定之天。眼下，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回忆灾难刚降临的那些日子，尽管他清楚对外界回忆过去可能会获得更多帮助。而在他儿子王乐的记忆中，被卷进车轮的那一瞬间是一个空白，即便后来在医院急救，他记得的也只是“疼”。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急救后，王乐被转送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集中危重患者的1号病房。他的伤势相当严重，医生的诊断是“车祸伤、失血性休克、帽状腱膜下血肿、脊髓损伤(C4)、右侧肩胛骨骨折、多发椎体骨折(C2-6、T4-9)、左侧尺挠骨骨折、左侧气胸、肺挫伤、右侧下颌骨骨折、右侧眼眶内壁骨折”等。当时随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邢建绪去医院看望王乐及其父母的常达描述说：“孩子躺在病床上，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一个小孩。”

　　常达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宣传活动部项目主管。在获得医院准许进入1号病房的那5分钟里，他给王乐拍了两张照片，还用尽量温柔的语气叫他的名字，试图和他说话。常达说，基金会的领导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知道了王乐的遭遇，当时就说“这个孩子我们要帮”，并指示立即为王乐的初期救治提供5万元资金，而邢建绪和他就是在那天下午把钱送到王衍山手中的。此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报道了王乐的情况并捐赠一万多元。

　　已经不再有生命危险的王乐那时已在医院呆了两周，头依然被纱布缠得严严实实，整个身体也被夹板固定着，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无论是谁和他说话，回答都是急切的轻叫：“你怎么那么狠心老动我！你别动我了，我全身都疼！”在医生不在场时，没人敢移动孩子的身体，就算医生在场，王衍山夫妇也都不敢碰儿子一下。

　　直到现在，一直说自己“心疼”的何自珍还说她耳边会时常响起王乐在病床上对她的要求：“妈妈，你去给我找医生，最好的医生，一定把我治好。”

　　最初，主治医生的结论为王乐的结局将是比体操运动员桑兰更为严重的高位截瘫。医生还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王衍山和他妻子的年龄，目的显然是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再生一个孩子。王衍山后来回忆说，在未曾多想地报出年龄之后，他就马上意识到了什么，“心里突然就是那种被抽紧了的感觉。”

　　“北京孩子”

　　作为王衍山的第二个孩子，与姐姐不同，王乐一直就在北京生活。这也是在针对肇事司机的诉讼中，王衍山主张为儿子按照北京城市居民标准索赔的主要理由。在和别人说起王乐的受教育经历时，何自珍也总会不自觉地强调，王乐从小就在北京上幼儿园，后来又上了小学。

　　儿子出生后何自珍就没怎么工作，这种完全以孩子为中心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王乐上小学。作为旧书摊主的儿子，王乐从小就不缺书看，但却没什么玩具，也没吃过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也让王衍山在儿子生死未定的那些天里后悔不已。“我第一次哭了，”他说，“成年后唯一的一次。”

　　在儿童医院里有那么一天，王衍山用轮椅推着王乐去做核磁共振检查，一路上他轻声喊着王乐的小名，告诉儿子“爸爸在这，就在你旁边”。他对那时仍未完全恢复神智的儿子说：“宝贝儿，原来我教育你的时候你就很坚强。你一定要坚强，你不坚强，很可能就看不见爸爸了。”

　　康复治疗

　　离开儿童医院的王乐需要的是康复治疗，那么隶属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北京博爱医院是最好的选择。王衍山曾经自己去博爱医院排队挂号，但在与别人的闲聊中他几乎绝望了：博爱医院的床位紧张得有可能半年都等不上。“等半年以上，我的孩子都成什么样了！”他说他当时这么想。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这时又伸出了援手，帮助王乐联系博爱医院，而后者也承诺帮助王乐。当大约一个半月后常达再次见到王乐的时候，他正在做康复练习。那是一种被称作“OT”的物理治疗，训练师让王乐背靠墙站立以便获得支撑，然后把球丢过去，要求他用最大的力量把球踢出去。

　　王乐的腿显然没有力量，对丢过来的球只能轻轻碰一下。“不过让我高兴的是，孩子的褥疮在逐渐康复。”常达说。

　　夏天到来的时候，王乐已经能在旁人的搀扶下慢慢行走了，轮椅几乎已经派不上用场，训练师抛来的每一个球都能用力踢开，右臂也几乎没有了活动障碍，原先完全不能活动的左臂也能抬起一半。训练师布置的作业，是要求他尽可能地用手臂去触及器械的高位标记。

　　主治医生描述的王乐2010年4月中旬入院时的情形是“截瘫加四肢骨折”，并且椎管被压扁必然对其某些肢体机能造成影响。这个结论令常达不得不委婉、郑重地让期待儿子彻底康复奇迹的王衍山明白，孩子毕竟已经致伤或者说致残了，这种损伤目前在全世界都不可能根治，而康复治疗只能是尽可能地让孩子恢复一定的运动功能，因此大家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孩子的残疾等级和痛苦。

　　常达的沟通工作看起来使王衍山不再抱有“根治”的幻想了。

　　国际医学界把像王乐这类的伤残按从重到轻的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A为最重，E为最轻。医生说，王乐现在已经从C恢复到E，神经功能没有什么太大异常，只是比正常的健康人“可能稍微差一点”。不过王衍山仍会非常仔细地观察他的宝贝儿每一次抬脚迈步落地的全过程，并从中判断出王乐的左脚依然有些拖地、右脚落地时脚跟经常与地面无接触。

　　法律援助：艰难的诉讼

　　对王衍山一家来说，一切都在随着王乐的迅速康复好转起来。可是诉讼还有麻烦。

　　韩世春依稀记得，王衍山第一次来到北京义联是“2010年国际劳动节”之前，距离车祸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在他看来，该案唯一的问题是肇事逃逸已属于刑事犯罪，而按照法律规定，此类涉及民事赔偿的案件应该先进入刑事审理程序，而当时的情况是该案的刑事部分也还未及公诉。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初并不接受韩世春与王衍山的立案申请，不过在韩世春向法官陈述了孩子的状况、说明对一个6岁的小孩而言一生的幸福才最关键以及一周后又趁法院庭长接待日找到立案庭庭长反映问题后，第二天就接到了获准立案的通知。

　　这显然是一场温情的及时雨。接下来，韩世春在立案的同时又提交了一份先予执行申请并获得了法庭的支持，以致在2010年7月初第一次庭审时，被告就给付了4万元。

　　在尽力安抚依旧忐忑不安的王衍山的同时，韩世春开始调查肇事方的财产状况以便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但是由于当地房管局与物业部门要求调取此类信息必须由公安机关或司法机构进行，他和王衍山在紧邻北京的河北燕郊“上上城”的数次探查都没有实质性成果——在跑遍了那里的五期区域后，他们并未获得关于那处房产的具体信息。不过，法院告诉他们，被警方扣押的肇事车辆拍卖后应该足够偿付王乐的医疗费，因此关于房产的财产保全要求便不了了之。

　　法院一审判决作为被告的肇事人和保险公司分别偿付王衍山15万元与12万元，然而保险公司却不认同此判决，提起了上诉。这使诉讼陡生变数，同时也令王衍山重新焦灼起来。此时，韩世春给他的建议，是在民事诉讼二审审结之前先行对肇事者提起诉讼，再次请求对汽车与房产进行财产保全，因为他已查到了那套房产的具体门牌号码。

　　韩世春说：“案件本身其实没有太大的难度，难度可能在案件之外，包括对财产的调查，还有如何与法院沟通。”不过他并不看好此案例对今后类似案件立案审理的意义，理由是中国不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

　　未来的路

　　不过王衍山并不关心中国实行的是“判例法”还是“成文法”，他只关心法院一审判决肇事者按月支付的那部分钱什么时候才能到账。

　　他们一家租下了博爱医院附近的一处地下室，逼仄的空间中，最大的两件家具是一个大衣柜和一张床，床头的小桌上是一台尺寸极小的色彩已经失真的电视机。但是王乐对它珍爱有加，因为那里面有他最喜欢看的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

　　只是《喜羊羊与灰太狼》让王衍山不堪回首。“在儿童医院的时候，病房里放的就只有喜羊羊的音乐，”他说，“现在我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段时间。”

　　为了省去护理费和床位费，也为了能空出一张床给更需要的人，王乐现在是“挂床”状态，每天上午治疗结束之后，何自珍都会牵着他的手回地下室吃午饭，但是王乐却经常想挣脱出来自己行走。

　　王衍山执着地想为儿子找到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并四处托人，为了在跟肯帮忙的人见面时表示感谢，他还特意买了一盒“红塔山”香烟，不过一直都没能派上用场。

　　可是王乐已经等不及了，时常问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

　　他住的地下室上面是一栋18层的高楼，从医院到地下室需要走10分钟，而从地下室到学校，从学校到未来，他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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