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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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7-25

　　有些人试图理解为什么欧洲已经被证明无力解决欧元危机，或许他们能在2010年10月28日峰会的一次晚宴上得到答案，那次晚宴的气氛并不让人愉快。

　　并不愉快的晚宴

　　争论的焦点在于德、法两国领导人早些时候在多维尔要求对里斯本协议进行修改，从而产生一个永久的体系，来救助那些不能偿还债务的国家。当时，所有人都在抱怨，欧盟里斯本协议历经多年努力方才达成，而且刚开始生效，但是他们却屈从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为她不想让这个新体系受到德国宪法院的任何挑战。

　　然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担心的却是另外的事情。默克尔要求未来的救助计划必须包括“私人债权人的适度参与”，意味着债券持有者将遭受损失。由于去年春天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市场仍处于敏感状态，所以特里谢认为，这一做法仅仅只能给市场敲敲警钟。

　　“你们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个时候特里谢是用这句话开头的。但是他马上被另外一个法国人打断，法国总统萨科齐说道：“或许你指的是银行家们。我们，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民众负责。”默克尔也说，纳税人不能被要求来支付整个账单，特别是当他们钱是用来救助银行的时候。

　　政治家们取得了上风。但是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并逐渐蔓延并吞噬到意大利，特里谢的担忧得到了证实。那次晚宴上的争论表明了财务危机管理的需求是如何与政治、法律和情感相冲突的，这种冲突贯穿了主权债务危机始末。

　　对债权人支付的争论

　　其实，欧元的灾难关乎财务，也关乎政治。

　　欧洲官员们，比如特里谢，不断地指出，欧元区的整体债务和赤字要比美国安全得多。可是，欧洲缺乏足够大的联邦预算和金融机构来进行收入再分配和承受经济动荡。同时，它也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来调解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比方说，让加利福尼亚的民众去拯救华尔街的银行家显然很难，所以当德国被要求救助希腊政府的时候，德国民众出离愤怒也显得不足为奇。

　　但是，欧洲政客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于工具的缺失。他们在让债权人支付这一问题上的不一致，甚至不连贯，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他们的第一轮紧急贷款对希腊政府实施了严厉的条件，但对银行家们却没有。

　　事实上，大型救助资金的建立是试图让人们忘记信用违约。在多维尔，默克尔和萨科齐却希望信用违约成为一种可能，“这样短期债务会变得安全”，他们说。但是，之后欧洲领导们达成的协议是从2013年起，各国将发行新型债权，如果一个国家陷入危机，这些债权会更可能被迫受到影响。

　　现在，违约可能性正在靠近。德国和荷兰说，私人债权人应该立即做出贡献，否则他们会阻碍救援。这与特里谢的争论明朗化，特里谢说，与雷曼兄弟破产的情况类似，即使是最温和的债务延期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特里谢威胁道，如果出现任何一种信用违约，将会停止向希腊银行借贷——许多银行会因此破产。投资者们正在逃离脆弱的欧元区债券，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7月中旬在布鲁塞尔，欧洲的财长们基本接受了“可选择性违约”，条件是这种违约不会太长（不超过几天）并且不会触发“信用违约掉期”（一种预防违约的保险形式）的支出。为了缓解希腊的负担，财长们已经准备给希腊贷款来回购现有债券，并且降低了贷款利率。

　　这一协议代价不菲。根据强制性的程度，为了满足希腊的融资需求，到2014年私人债权人最多将会放弃300亿欧元（430亿美元）。但是有官员表示：非官方的目标，即仅仅将希腊的债务与GDP比率降到负债严重的意大利的水平，也需要总额比上述金额多几倍的资金。而爱尔兰和葡萄牙也可能需要同样的方案。

　　更为大胆的考虑

　　让私营部门来支付是有理由的。纳税人不应该承担债券持有人的所有损失——毕竟，投资者获取收益，也要承担风险。但是，目前的政策带来了最糟糕的两种情况：第一，来自于债权人的资金太少，不足以对希腊做出大的改变；第二，混乱太多使得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现在该换个角度思考了。如果信用违约出现，那么它的规模或许会很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债权人权益的大幅削减，从而减轻希腊的负担，并有更大的机会来复兴。即使这样，未来几年希腊仍需援助。一些银行也不得不进行资产重组。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缓解恐慌的有效途径是将他们部分债务以联合债券的形式来发行，被担保的联合债券用来为现在的救援计划筹集资金，并且这种债券被投资者所欢迎。

　　这个方法或许在财务上行得通，但是和以往一样，政治因素几乎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一个更加公开的“过渡期联盟”会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在民主团体中，重大决议需要达成一致才能通过，但是一致很难达成并且费时费力。因此，领导者只有在面对即将爆发的危机时才行动起来，然后采取权宜之计。市场却会更快地做出反应，它们不会等待欧洲的领导们，因为他们就像丘吉尔时期的美国人，只会在用尽所有替代方案后才去做正确的事情。 (李剑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