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书

　　 尽管遇到了可谓北京“特色”的堵车，冯德森（Ulrich von Deeseen）还是准时地赶到了采访地点。

　　 作为巴斯夫的首席气候保护官，中国特色带给他和巴斯夫的可远远不仅是堵车，更多地是市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巴斯夫最初分析世界市场时，注意到了未来的五大发展方向：人口、住房、城市化、交通、食品与健康。

　　 按照巴斯夫对于全球和市场的判断，他们在这五大发展方向的分析中得出，最有效的企业战略是实施可持续发展。

　　 而中国，无疑是那个竞争最为激烈、闪光灯也最亮的舞台。

　　 冯德森说，他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罗马条约》落地的年代。

　　 谈到现在欧洲的碳交易体系，他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他学到了三个教训：一是《罗马条约》中所有的愿景都没有实现，愿景不能当真；二是人类不能完全预测问题，当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出现了；三是，《罗马条约》中也曾经有过对四十年内二氧化碳排放的预测，但完全不准，因为过去的协议总是低估人类创新的能力。

　　 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也认为，碳交易体系不能迅速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更多是一场“数字游戏”。

　　 但无论欧洲的碳交易是一场“数字游戏”，还是有效减排的市场机制，都已经将这些企业卷入其中。作为全球化工巨头的巴斯夫，首当其冲面对考验。

　　 巴斯夫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它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如何应对额外的碳排放成本？

　　 即使巴斯夫拿到了免费的排放配额，也一样需要支付一次能源中的排放成本

　　 “巴斯夫目前在欧洲是享受免费排放配额的。”冯德森告诉记者。

　　 欧洲的碳交易体系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不可谓简单。冯德森最初面对这一议题，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对话。

　　 为何传统意义中“高污染”化学公司可以获得免费配额？

　　 冯德森认为，化工企业几乎没有地区特殊性，普遍面临全球竞争，“有价排放”将带来“碳泄漏”。而这将是欧洲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在欧洲排放要付费，那么可能更多的企业会转移到不收取排放费用的地区去，如可以将工厂转移到印度等地方。这样并不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反而会造成本身在欧洲排放的二氧化碳泄漏到全球其他地方去。”冯德森解释道。

　　 于是，冯德森和政治家形成了共识，即巴斯夫在欧洲可以享受免费配额，但欧盟只给行业内在环境方面表现前十的企业予以免费，同时也设立了一系列标准。

　　 最终的结果似乎是利好的，它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企业的利益，又激励行业内的企业不断提高其环境表现。但这并不代表巴斯夫在欧洲可以完全规避碳交易带来的成本上涨。

　　 “欧洲的碳交易系统非常复杂，”冯德森表示：“即使巴斯夫拿到了免费的排放配额，也一样需要支付一次能源中的排放成本。”

　　 他解释道，欧盟会在整个欧洲层面，计算所有欧洲国家一次能源的投入，在这个基础上计算出二氧化碳排放，然后再设定减排目标。

　　 如2008年德国的数据是10亿吨，3亿吨排放是来自于工业，德国的目标是2020年降低到20%。火电厂属于100%需要购买排放证书的企业，也就是说每一吨排放都需要付费。这样火电厂会将每吨排放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于消费这些一次能源的企业来说，能源成本中自然包括了新增加的排放成本。

　　 据巴斯夫计算，近几年内，碳交易将给他们带来1亿欧元的额外成本。

　　 对于碳交易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冯德森直言不讳：“英国已经有研究显示，碳交易会降低欧洲自身的竞争力，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我们拒绝在欧洲被特殊对待。”

　　 关志华也认为，几乎所有的欧洲工业

　　 界都认为，碳交易体系会给工业界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

　　 但这1亿欧元的额外成本，给巴斯夫带来的除了压力，也有创新的动力。

　　 冯德森确定，欧洲的政治家们会在这方面出台进一步的规范措施，提高市场的环境门槛，不然欧洲无法实现自己的减排目标，而这样也给巴斯夫带来了进一步的机会。

　　 “巴斯夫不仅在产品的可持续性上加大研发和投入，也不断生产更高标准的产品，以迎合市场日益提高的环境标准。”冯德森表示。

　　 市场门槛的不断提高，让巴斯夫保持兴奋。因为，除了“排放大户”这个身份以外，巴斯夫更愿意将自己看作“解决方案提供者”。

　　 冯德森举例，德国40%的建筑有60-80年的历史，而且这些建筑已经成为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即使一扇窗也不能随意进行改变。巴斯夫的环保解决方案正好迎合了这个市场。

　　 “通过过去三年的努力，我们也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政治家的认可，他们逐渐认可像巴斯夫这样的化学公司是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之一。”冯德森说。

　　 而仅仅欧洲市场并不能满足巴斯夫希望在这场“气候革命”中实现市场超越的梦想，他们也将更多的眼光放在了中国。

　　 2011年6月15日，巴斯夫宣布未来两年内投资3.7亿人民币使其位于上海的亚太区机动车排放催化剂生产基地实现产能翻番。此前，其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项目也在重庆开工。

　　 “在中国，巴斯夫希望先在一些大城市做一些案例。国外的水电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是中国国情决定居民无法忽视能源费用。希望政府愿意将建筑等耗能大户的标准提高。在中国，企业和政府‘两头推’的战略或许会更为有效。”关志华向记者阐述巴斯夫的中国愿景。

　　 气候官绝不是公关

　　 气候官创立的出发点是为了彻底了解自身整个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排放情况

　　 “气候官要做的绝不仅仅是PR（公关）。”冯德森强调：“关注气候变化是巴斯夫不可缺少的战略之一，不仅对外宣传气候变化，更重要的作用是了解自己CO2排放的情况，增加透明度。

　　 气候官创立的出发点是为了彻底了解自身整个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排放情况。

　　 冯德森表示：“有了透明度，才能够有减排目标。我们的整体目标是要把能效提高25%，把碳排放降低25%。没有对碳排放现状的了解，则无法做到减排。”

　　 除了了解自身的排放情况，巴斯夫设立气候官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和利益相关方沟通。

　　 在欧洲，一些政治家认为企业是碳排放的罪魁祸首。而巴斯夫希望向社会证明，这虽然是一个事实，但企业也同时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巴斯夫是第一个在这方面设定职位的公司。

　　 作为企业的气候官，冯德森与政策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也更多地在政策的变化中寻找着新的机会。“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担任德国工业协会（BDI）的主席，主要是关于既有建筑改造，在能效提高、减排等方面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的工作对内和对外几乎是对等的，内部的工作主要涉及到研发、培训等。我们希望在科学的基础上讨论其后变化，提供解决方案。”冯德森表示：“我们会告诉员工，这就是IPCC（气候间变化组织）的科学结论，我们根据这个再推出一些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他认为，气候官的工作更多地向自己的员工展示，气候变化带来的众多机会，而这些同时也是巴斯夫最好的发展机会。

　　 2010年，巴斯夫提前实现了温室气体减排29%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预定完成时间为2012年。同时，2010年巴斯夫有70亿欧元的销售是来自于绿色产品，占到总销售额的12%，而这些产品被严格定义为：帮助客户减排的幅度需超过生产过程中排放额的两倍。

　　 巴斯夫是否会尽快设定新的目标？

　　 冯德森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做分析，但我不认为现在提高减排目标是一个聪明的举措。”

　　 他对记者表示，去年提前实现减排目标和金融危机不无关系。“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萧条使得整个生产和销售受到影响。工厂并没有全面开工，但同时减排却变得容易了。”他说。

　　 对于这位严谨的德国人，重新设立整个公司减排目标绝对不是拍脑袋下决心就可以的，他看重的是科学系统的全面分析。

　　 他认为：“我们需要分析过去四年的整个减排情况，要考虑公司新收购售出的企业。同时，我们必须衡量接下来四五年的经济情况，因为这几年很可能会是一个经济轮回。”

　　 这位典型的德国人虽然严谨，但在某些方面却又有着日耳曼人特有的“执拗的决心”。

　　 巴斯夫在过去几年曾建立了能源一体化架构，如几家工厂之间进行热电联产。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实现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他确定，未来几年巴斯夫会对与一次能源有关的生产线设定能效目标，会对更多的生产线上马热电联产的项目。

　　 他介绍道，热电联产项目每年可以为巴斯夫减排630万吨，可以少买300万吨的石油，相当于节省10亿美元。这个项目使得巴斯夫能源效率达到了90%。而一般电厂的能效为50%。同时，他对记者强调：巴斯夫一定会继续扩大这个项目。

　　 类似这样的项目在巴斯夫还有不少，但气候官在提高公司能效的同时，是否带来了成本的挑战？

　　 冯德森告诉记者：“我很确定气候官的工作实际上会减少巴斯夫未来的成本，这对于我和我的同事都是一个非常有挑战并有成就感的工作，我们投入了5亿欧元的研发资金在能效相关的产品中，我确定我们可以提高巴斯夫在这些方面产品的销售。”

　　 在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巴斯夫无疑拥有了一个成功的开始。但他们并不完全自信，这个模式可以复制给任何一个企业，“巴斯夫有四十多个员工专门对付欧洲碳交易体系，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许没法这样做。”

　　 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冯德森给出的建议是：“尽早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问题！ 尽早行动！”

　　 以他的经验，问题出现之后再去依靠公关补救，就已经晚了。

　　 他告诉记者：“虽然企业现在都知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企业需要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生态、社会效应三者的平衡有更好的认识。只有三者之间有很好平衡的公司才能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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