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新登场的“中国绅士”

　　26日，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他是进入该组织最高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人。

　　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可谓“破了例”。这是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首次打破管理层“一正三副”的模式，为朱民增设第四个副总裁职位。

　　1952年出生的朱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后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6年，朱民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此后回国发展，到中国银行任职，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及副行长；2009年10月，朱民调任中国央行副行长，2010年2月，他被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开始在IMF就职。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深刻理解，我期待着他的支持。”

　　朱民兼具政府、市场与学界背景，有着杰出的个人才能。丰富的经验与娴熟的业务能力，成为出任IMF副总裁的制胜王牌。

　　“朱民担任副总裁，有助于IMF管理层一道迎接全球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时任IMF总裁的斯特劳斯·卡恩曾经如是评价朱民。

　　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凸显了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影响力的日益上升。朱民的上任代表着中国在IMF的话语权提高，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提高。去年11月5日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从3.72%增加至6.39%，投票权也从3.65%增加至6.07%，超越了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

　　朱民就任后将尽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业内专家认为，朱民不仅能够在部分程度上直接影响决策，更能间接主导IMF的决策方向，并能更好地维护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利益。

　　这位IMF的高层管理者，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称自己为小人物，但国际同行更喜欢叫他“中国绅士”。IMF里“中国绅士”的这次履新，值得期待。 (郑兴)

　林毅夫

　　林毅夫：足智多谋的经济学家

　　作为在国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作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作为心怀中国、放眼世界的经济学人，林毅夫其名可谓如雷贯耳。

　　1979年，刚从台湾来到大陆的林毅夫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后来又进入号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关门弟子，着力钻研农业经济。8年后，在外学有所成的林毅夫毅然回到中国大陆，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博士。

　　回国后，林毅夫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严谨求实的精神和虚心向学的态度一直伴随着他的进步与成长。其间发表的《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和《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两篇文章，使他在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方面名声大振，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一致好评。

　　为了让自己所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在1994年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和“三农”问题等方面的决策讨论。这支足智多谋的队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

　　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后，林毅夫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回顾自己在世行工作的经历时，他坦言：“发展中国家还有14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下，一方面要帮助他们渡过目前的难关；另一方面，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发展的问题。”面对荣耀，林毅夫仍旧带着那份自信和从容，说：“我应该还算是一个及格的经济学家吧。” (许迪)

　张亚丽

　　张亚丽：“我是儿童工作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位于北京三里屯路12号。这是一座花园式庭院，绿意盎然的草坪，争奇斗艳的鲜花，让人在炎炎苦夏中享受到一份恬淡与宁静。就在这片花草间，远远走来一袭黑色长裙的高贵女士，盈盈笑语中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清晰地写着：张亚丽，儿童社会政策处高级项目官员。

　　张亚丽，祖籍重庆，已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了20多年。1982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凭借出色的英语才能任职于全国妇联国际部。在当年，英语还是稀缺才能，很多人都认为像她一样的毕业生应该去外交部一展才华。“我记得一次在火车上闲聊，有人听到我是大学生，又在妇联工作，就十分诧异。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还诙谐地评价我‘你真是鹤立鸡群啊’。”说到这，她很淡然：“不管别人如何不解，在我看来，妇女、儿童工作都是神圣伟大的。”现在，面对别人的询问，她依然骄傲地回答：“我是儿童工作者。”

　　10年前，张亚丽注意到一个现象：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很多“流动儿童”。“我发现他们大多是跟随打工父母来到外地，因为户籍原因无法上学。”2000年，张亚丽和她的团队与中国国务院妇女工作委员会合作在石家庄、无锡两地建立试点，联手推进“流动儿童登记”项目。张亚丽介绍，她在项目培训中展示了20多位“流动儿童”的作品，“孩子们用笔和纸真切地描绘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说，“是他们上学的渴望，推动了我们项目的顺利实施。我们会继续做下去，让中国的每一个儿童都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近年来，张亚丽也一直在关心儿童的阅读问题。“现在，孩子们阅读的很多书籍并不适合他们，许多学校的图书馆也都成了摆设。”张亚丽焦虑地表示，我们需要让孩子们自己决定想看的书籍。在张亚丽的倡导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北京15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图书馆进行了捐书活动，从书籍的选购、登记到借阅管理，大多是孩子们自己制定并参与。

　　很多人都认为，成为国际组织的一员对普通人来说遥不可及。听到此，张亚丽摇摇头说：“其实，这并不难。”她莞尔一笑，“联合国，三个字代表着国际公认的标准和规范，因而我们必须具备高度的使命感，要敢于为弱势群体代言，这是最重要的职业素养。” (顾彩玉)

　沙祖康

　　沙祖康：外交“沙式风格”

　　“到了哪座山，就唱哪个歌。”沙祖康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时笑着说道。2007年2月起，来自中国江苏的沙祖康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在即将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沙祖康表示“我到联合国，带去的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思维，中国的一些行为方式等等。”

　　沙祖康带去的是直率敢言、善于沟通的“沙式风格”。在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沙祖康的“沙式风格”已经闻名外交界，其风格源于自身丰富的外交经验。

　　自1971年大学毕业投身外交事业，沙祖康经历了诸多外交风云。他曾处理过举世瞩目的“银河号事件”，负责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处理第一次朝核危机等重大外交事件。沙祖康的外交经历展现了高智慧与高强度的力量。5年日内瓦大使生涯，无数次代表中国发言和谈判，他从来都不辱使命，从未输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

　　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后，沙祖康行事依旧彰显“沙式风格”。

　　沙祖康直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合理，亟待改革，号召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他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构中争取相应的话语权。

　　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减低全球碳排放，是沙祖康下一个取胜目标。他期待未来30至40年内，人类能够开展绿色技术革命，并全力促使全球每年增加1.9万亿美元投资发展绿色经济，从而避免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沙式风格”成为沙祖康的一张名片，他则成为联合国总部一张典型的中国面孔。到联合国总部这座山头，沙祖康用“沙式风格”唱响为联合国服务，为中国争光的嘹亮之歌。(张磊)

陈冯富珍

　　陈冯富珍：世卫舞台展身手

　　“高兴再次见到你，听说金砖国家关于卫生和药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我以为生命科学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将会是本世纪最重要的领域，因为它涉及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7月的中南海夏意正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说。

　　干练优雅如斯，这位世卫组织的女执掌人此次来京是为了出席首次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

　　2006年11月8日，陈冯富珍成为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是联合国成立61年来，第一个出任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而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公众卫生领域服务了28年。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她在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中展现出来的敬业、果敢和干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作为一名女性官员，面对巨大压力，她在处理非典危机时的冷静果敢，表现出色。而这也使她获得了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的青睐。

　　从香港到日内瓦，如今作为全球防控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当家人”，陈冯富珍每天需要面对的是全球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风起云涌。在加拿大留学和在香港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沉着、细腻的个性，让即使以善于提刁钻问题闻名的西方记者也不得不佩服她深入浅出回答专业问题的职业水平。“我是一个国际公务员，我将为世卫193个成员国服务。”陈冯富珍表示。

　　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任期将在2012年6月30日结束。“陈冯富珍来自香港，是优秀的公共卫生公职人员。她获提名竞逐连任，让香港引以自豪。”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并全力支持陈冯富珍竞逐连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我们面临的卫生挑战非常严峻，但我们依然感到乐观。世卫组织具有为全世界造福的使命、经验和职能，如果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这些正面作用，世卫组织将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陈冯富珍在她的竞选宣言里所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中国的“铁娘子”在国际组织的舞台上将继续大显身手。 (陈霈)

廖燃

　　廖燃：中国式反腐的透明力量

　　绿色的POLO衫，简单的短裤和凉鞋，如果不是看到真人，你完全料想不到这是一个世界知名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一个略显闷热的周五下午，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在北京谈起了他的经历。

　　“加入这个组织纯粹是偶然因素。”星巴克里悠扬的蓝调让廖燃很放松，“当时我在国外写一篇反腐败的文章，查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这个组织，觉得很感兴趣就加入了。”

　　作为透明国际中唯一的中国面孔，对于推动透明国际在中国的发展，廖燃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10年前的透明国际内部，正如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怀有偏见的西方大国一样，对于中国反腐败事业的发展持着保守的态度。“当时我只是雇员，而比较大的决策需要由理事会进行批准，我就用了很多办法去游说。”坚定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已发生巨变的中国社会是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廖燃劝说其他官员放下偏见。“我有一个论点，透明国际是反腐败的，中国当然有腐败，而且中国国家领导人都把反腐败提到生死存亡的层面来看，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跟中国合作呢？”

　　可以说，促成透明国际与中国的合作，廖燃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提出废除贪污犯罪的死刑、组织翻译《国家廉政体系》、促成建立国家惩防体系，这一系列的行动被廖燃称为是一种“温和的形式”。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尖锐地提出批评，这一直是透明国际的宗旨。

　　“我觉得实际上现在中国分会所起的作用跟这么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尽管经过长期的努力，透明国际在中国已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但是廖燃仍怀期望，“中国过去在清廉指数(CPI)的排行上一直成效不彰，虽然这也是反映事实，但是我觉得这跟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搭。我负责十几个国家，在世界各地跑，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排名实际上是偏低了。”

　　北京7月的夕阳为廖燃镀上了一层金边，虽然早已加入挪威籍并常驻柏林总部，这个面带笑容的华裔官员还会经常性地回中国工作。“有记者问我最近常回中国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工作做得不好，”说到这个，廖燃开怀大笑，“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做得太好了。”幽默自信如斯，透明国际的中国之路，也将在廖燃的带领下，越走越远。 (刘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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