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新的风险控制框架需要强大的数量和评估工具来支持决策，金融机构需要采用“双支柱法”来甄别和控制风险

　　■ 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理事 何塞·曼鲁埃尔·冈萨雷斯-帕拉莫

　　何塞·曼纽尔·冈萨雷斯-帕拉莫(Jose Manuel Gonzalez-Paramo)，1958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1986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西班牙康普鲁滕塞大学教授、西班牙银行高级经济顾问、西班牙银行执行理事会成员、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理事会成员。

　　危机经验表明，相对于保护单个金融机构免于倒闭，拥有尽职尽责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人以及完善具体的风险控制框架更为重要。风险管理者、监管当局以及中央银行的共同努力能够——事实上也必须——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弹性。

　　弹性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具有良好弹性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金融体系充当中介，在借款人和存款人之间搭建互利关系。从借款人的角度看，稳定的金融中介意味着居民可以获得抵押贷款来购买房屋，企业家获得资金后可以将创新应用于生产活动，政府可以承担长期项目去新建道路和医院；从存款人的角度看，由于金融中介能够对借款人进行监测、开展尽职调查、分散贷款风险以及通过专家评估投资风险，因此通过金融中介出借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更小，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中介还能够满足存款人的流动性需求。第二，一方面资本市场能够为企业提供资金，使其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依赖能够增进其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第三，金融产品能够帮助企业对冲负利率、汇率变动等风险，使企业家能够专注于其核心业务。

　　当金融体系无法提供上述核心功能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就难以避免。首先，“从发起到配售”的经营模式意味着金融机构可以不再履行对借款人进行尽职调查的基本职能。其次，投资者购买资产证券化等不透明的金融产品时但很难对其进行尽职调查，只能盲目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的判断和评估。第三，投资策略中相关风险评估不足，尤其是对小概率“尾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评估不足。第四，部分金融机构改变依靠零售存款的做法，代之以更易受到信心冲击的批发融资市场。第五，金融机构投资于债务抵押债券(CDO)等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而这些产品与经济表现的相关度很低。

　　本次危机证明，金融机构的行为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其后果之一是使金融体系的声誉机制受到损害。目前，各国监管当局和中央银行正在设法重新赢得社会对于金融体系的信任，对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进行重要改革以弥补危机中暴露出的监管空白。例如，巴塞尔III和破产法II都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以此增强金融体系的整体弹性。此外，旨在改善金融体系透明度的倡议也已启动。欧洲央行与市场参与者合作，开始推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贷款计划。该计划将发布欧洲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关贷款数据，以增进这类金融工具的透明度，从而增强资投资者对产证券化市场的信心。监管者与央行已采取手段降低金融机构对外部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风险管理者应将新监管框架作为基础，实施风险控制框架以满足未来的需要，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弹性并为增进金融体系整体弹性作出贡献。

　　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相对平静的几十年，全球不同区域里仍发生了多次危机——其中部分危机仅波及个别机构，而另一部分危机却产生了系统性影响。尽管历史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但风险管理者时时刻刻都面临挑战。鉴于金融的特性，每一家金融机构都面对多种多样的挑战，如对手方违约、评级下调、安全融资额度减少、资产价值高估、不良贷款激增、信贷市场竞争或欺诈等。风险管理者必须为应对上述挑战做好准备。

　　当然，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受到自身所处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风险管理者需要与监管当局合作，对市场中最终可能发生的系统性危机做好准备。例如：

　　*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卢布危机给人们以惨重的经验教训。从直接影响来看，严重依赖外部借款的银行都受到了波及。从间接影响来看，债券和股票价格出现崩盘，随之而来的萧条又导致不良贷款激增。风险管理者需要对不利局面进行全面评估，以了解某一事件可能对金融机构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 过去几十年，资产在众多经济体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资产价格泡沫及其破灭对经济周期的运行具有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价格泡沫对日本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目前，伴随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消费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国际商品价格急剧提高。风险管理者应当对资产价格走势突变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准备。

　　* 在最近几十年间，同样也发生了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过热而引发的危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等。风险管理者必须对未来的风险加以考量，例如思考巴西和中国等重要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可能产生的影响。

　　就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来看，未受到充分监管的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危机揭示出表外业务风险可能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安全产生直接影响，风险管理者必须充分评估表外业务所带来的风险。

　　考虑到上述不利情景，风险控制框架必须足够强健和全面，才能保证个别危机事件或更广泛的经济挑战不会对金融机构形成威胁。

　　强健的风险控制框架及其原则

　　风险控制框架的作用是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内在风险进行评估，确保即使在极端环境下这些风险不会危及金融机构的安全。但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看，众多金融机构并没有经受住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冲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失败？行业报告显示，原因一方面在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不够稳健完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机构对其所采取的经营策略内在风险缺乏了解，导致众多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框架不够强健。因此，为了就创建一个更为稳固的金融机构和弹性金融体系，风险管理改革势在必行。

　　当前，国际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行业正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具有弹性的风险管理框架。当然，中央银行也应当实施这一框架。作为公共机构，中央银行应当为民众所信赖，做到有章可循。在正常时期，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责包括通过回购操作实施货币政策并完成公共资金运用。为审慎地完成上述职责，中央银行必须使用一套框架来评估和降低相关风险。在危机期间，中央银行必须作为最后贷款人，承担必要的风险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意味着在危机期间，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更多的信用风险敞口。但中央银行不应盲目采取行动，而是应该通过风险控制框架量化自身所承担风险的实际放大倍数。

　　第一条原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则)是建立稳固的公司治理结构。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者必须独立，并且在董事会中要拥有至少同利润创造者一样的权力。如果风险管理者不能有效监督控制利润创造活动带来的风险，那么其提出的建议就形同虚设。很明显，这一原则也是其他原则存在的基础。

　　第二条原则是厘清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的内在风险。风险控制框架需要全面掌握高收益与风险投资策略、单个商业模式与具体投资组合的相关风险。即使是表外业务的相关风险也不应被忽视。危机表明，部分盈利模式特别易受伤害，那些过度依赖批发市场融资的模式更是如此。与这些模式相关的流动性风险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估或掌握，导致流动性储备或替代性融资等应急措施准备不足，金融机构无法应对信贷紧张环境下流动性的枯竭。此外，强健的风险框架必须能够细致挖掘和分析与每一个资产组合相关的风险。经验表明，那些未受到充分监管的实体与发起或支持它们的母公司并未完全脱钩，母公司在危机来临时期，基于维护声誉的角度考虑，不得不将这些实体重新纳入资产负债表。因此，在定义一个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策略时，也需要厘清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度，并同商业链条的每个环节进行沟通，通过必要而清晰的检查和控制手段，确保企业的真实风险处于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度之内。此外，金融机构设计经营策略时，必须在风险与回报间寻求平衡，特别是通过风险控制模型甄别与高回报商业链条相关的风险，以确保能够保持长期盈利。

　　第三条原则是经营分散化。显然，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分散化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但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有关分散化的传统概念也需要重新审视。将风险分散在股权、市场和信贷方面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需要考虑将商业链条布局在商业周期不敏感地带。那些在特殊领域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专业银行仍然在当前的金融体系内具有一席之地。

　　第四条原则是金融机构必须具有前瞻性。风险控制框架应当能够透视整个周期，甄别并寻求减轻与顺周期相关的风险。例如，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框架必须能够解释在经济收缩期间，因其他市场参与者采取相似策略而可能产生的风险。当然，金融机构也应听从宏观审慎监管者的指引和建议。

　　使用“双支柱法”指引金融机构决策

　　为遵循上述四条原则，风险控制框架中使用的工具必须能够评估金融机构面临的全部风险，并且也能够同金融机构全体股东准确、全面地交流这一评估结果。为此，需要建立一套全面的风险评估工具组合，其中包含互为补充的统计风险模型和全面的压力测试安排。

　　支柱一：互为补充的统计风险模型

　　通常，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者使用统计风险测量工具(如风险价值、预期损失或预期缺口等)来评估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但本次金融危机暴露出部分统计模型存在缺陷，使得近年来统计风险模型也遭到诟病。但不可否认，统计模型是风险控制模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得当可以较好地量化金融机构面对的无穷风险。

　　使用统计模型时的常识性原则有5项。第一，理解风险模型仅是一个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风险，而非替代风险管理者。风险管理者应当对风险模型的结果进行解读。第二，不应孤立使用风险模型。每一个模型都将不同的事实压缩其中，因此使用不同的模型能够帮助机构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情景。第三，风险模型针对事实使用简化性的假设条件。因此，每个模型都存在局限。如果模型的局限性不能够被适当的了解，则结果可能会被误读。第四，由于统计模型使用历史数据预测未来，因此使用准确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数据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便是最复杂的模型也毫无用处。第五，尽管统计风险模型的应用领域仍在不断进化，但建立新模型时重点仍然应当放在如何简化使用和校验、改善模型结果的解释和理解上。如果复杂的模型不能加入基于市场的假设条件，或许也无法有效解释其结果。

　　支柱二：全面的压力测试安排

　　风险分析工具组合的第二个支柱，即全面的压力测试安排(这里是指由金融机构自行设计和执行的“内部”压力测试安排，而非由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推行的外部压力测试)。内部压力测试安排应作为对统计风险分析的补充，其目的是使决策者了解在极端情况下或者“尾部事件”发生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过去，对单个金融机构所进行的压力测试通常以一种极端方式进行，比如：使用敏感度测试用于检验统计模型是否由于特殊的假设和限制条件而未能揭示潜在的巨大风险敞口；或者使用机械压力测试，通过提高利率来确认对特定资产组合的影响。尽管敏感度测试和机械压力测试仍在使用，但这样的压力测试并不一定能够反映现实状况。事实上，这些压力测试可能囿于压力条件的可靠性而难以做出正确解释。

　　因此，全面压力测试计划的核心原则是，其情景设置必须“有压力且可靠”。为达到这一目标，金融机构不应过分强调过去曾经使用的特别测试，而应当在情景设置时考虑一系列连续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金融机构、业务链条甚至单个投资组合及头寸的影响。同时，为确保这些情景模式“有压力且可靠”，压力测试安排不仅仅是风险管理者的单独责任，金融机构内部所有领域都涉及其中。此外，还应向宏观审慎监管者咨询，最终的结果才算得上可靠。这些不利情景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特定机构(甚至是特定业务链条)层面需要考虑的不利情形，包括对手方违约、下调信用评级、资产价值高估等；二是宏观经济层面需要考虑的不利情形，包括资产价格泡沫、全球经济放缓以及监管较为宽松的市场带来的影响等。

　　一旦确定了情景模式，之后就需要向其添加具体内容。由最初情景产生的连锁反应应当得以延伸，例如，新兴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单个机构产生重大直接影响，但如果一个重要的对手方处于该风险之中会怎么样？或者是，如果新兴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减少，那么这将如何影响内部资产组合？等等。当然，情景分析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影响可以通过回顾历史数据来确定，但假设世界一成不变显然是不理性的，为此我们必须做好迎接未知风险的准备。

　　结 语

　　在危机发生前若干年，在追求更高回报的喧嚣声中，理性的声音和市场风险都被忽视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暴露了这一点，同时也揭示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框架存在严重的漏洞，特别是缺少对业务模型内在风险、资产组合以及表外业务风险的适当评估。因此，需要实现风险和回报间的再平衡，以确保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弹性。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强化风险控制框架以促使金融机构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这样的框架需要将风险管理置于每个机构策略和决策过程的中心，并以“双支柱”为支持，通过统计风险模型来评估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厉鹏、何乐译

　　(责任编辑 张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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