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戈

　　 上半年，北京市经济增幅为8%，在全国主要城市里“垫底”。

　　 2011年北京市是限房又限车。根据北京市市长郭金龙的解释，限房影响其经济增速0.7个百分点；限车影响其经济增速1个百分点；首钢全面停产影响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撇开住房限购不说，如果其他两个要素正常，北京市的经济增幅与全国上半年平均水平差不多。

　　 郭金龙称，北京市“经济增速慢下来了，但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经济效益好于预期”，但我个人认为，北京市是否真正摆脱了对汽车消费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尚存疑问；而经济结构的调整，更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不过，我要对北京市经济的降速拊掌表示欢迎。

　　 如你所知，多年以来，我国已形成一个惯性的“保八”情结，似乎经济增速达不到8%就是政治不正确。我记忆中，近10余年来，除1989年增长3.9%、1990年增长5%、1991年增长7%之外，其他年份增幅都超过9%。我曾过问过专家，为什么必须“保八”，但没有得到满意答案。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一个经济体应该实现“数目字管理”。远且难追，过往多年，我们实行的似乎是“数目字激励”。20世纪最后10年，我们的目标是GDP翻一番，我们提前完成了这个目标；21世纪前10年我们的目标是，GDP再翻一番。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十一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长只需百分之四点几就够了，但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却达7.5%，而实际上2006年至2010年的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幅达到11.2%。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8”，地方政府必定超“8”，譬如今年很多省份的目标是两位数。“数目字激励”的效果是显著的，最大的好处是GDP铺就升迁大道。为何地方的政府投资工程长盛不衰？我个人的理解是，政府工程投资巨大，既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也能显示政府形象，或许还可从中寻租些许，一举多得，故而地方官乐此不疲，拥有投资决策权的行业部门更是不舍昼夜。

　　 最显明的例子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公平地说，近20年来高速公路的迅猛建设，为各地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经过今年舆论的连续曝光，我们才知道，车流量大的高速公路成了很多地方的提款机，它们都在超额收费、超期收费；刚建设的高速公路则是地方债务平台的象征。更不用说，负责高速公路建设的交通厅长，倒了一个又一个。

　　 高速铁路一度被打造成“中国骄傲”，是我国可以输出自主产权技术的领域。根据规划，已经建成和未来一段时期规划建设的高铁里程，将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中国高铁的神话在7月23日晚上8点半被击得粉碎。我无意一口否定高铁本身，但高铁建设即使不能停下来，也必须坚决慢下来。

　　 必须慢下来的，还有城市建设以及与它如影相随的房屋拆迁。拜2008年4万亿投资之赐，一股轨道建设高潮在各大城市兴起。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懂得或善于地铁运营。或许它将成为少数城市的地方债务之重。

　　 我希望新拆迁条例的出台后，城市房屋拆迁能够慢下来，恶性强拆事例能减少。然而，国办通知发了一个又一个，但集体土地上的强拆恶性事件仍不断传出。如果城市建设能慢下来，政府投资工程能减少，这类恶性事件就有望大减。

　　 正在进行之中的调控，将勒紧狂奔10年之久的房地产的笼头。作为一项运动式的补课，保障房建设正在日夜兼程地赶工。但我想说，恨不得3年时间补上过去10年的亏欠，但请注意速度、质量与社会效益。我们不要墙体开裂的保障房，不要毫无配套设施的保障房，更不希望以保障房名义出现的福利房，不希望转身就被出租的保障房。如果质量没有保障，公平没有保障，我们宁愿保障房能慢下来。

　　 持续奔跑30年的中国经济，理应放慢步子。持续超发30年的中国货币，理应放慢速度。那些以失业率、倒闭率大增的名义而鼓吹中国经济不能减速的论调，是危险的。与其5年后被动急刹车摔个大跟头，不如从现在就主动降速。只有放慢速度，我们才有时间潜心思考，价值观、尊严、灵魂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价值观混乱的社会，生活失去尊严的人民，灵魂没有归依的民族，哪怕你跑得像豹子一样快，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李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