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东梅

　　记者庞东梅在“第26次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称：“在总量上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仍然处在安全区。”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现在公共部门整体负债率大约在50%至55%这个区间，在贾康看来，50%多一点的位置是在安全区之内。现在碰到的风险是总量没有明显过界，而局部显然已经存在比较高的风险积累，有一部分地方负债率已经高过100%，风险已经在局部区域相当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表示，从今明年短期看，中国经济不会因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出现系统性的连锁反应。第一，因为中国经济盘子非常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10万亿的债务余额，中国总的贷款规模将近50万亿元，GDP规模为40多万亿元。第二是虽然中国平台数量很大，搞清楚情况不容易，但由于各地的差异非常大，只要处理妥当，发生共振的可能性也小。

　　总体来看，大多数专家认为地方债虽然存在着一些风险，但总体可控。在局部地区出现负债100%，以及“拆东墙补西墙”还款现象的背景下，市场人士认为，地方债当前最直接的风险，就是违约风险。随着还款日期的不断临近，以及各方不断堵住“新贷还旧账”的漏洞，能否还得起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除了政策性因素导致借新还旧越来越难，由于今年我国加大了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房市的低迷也造成了土地收入的减少，作为抵押物土地市场的变化，使得商业银行对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变得更为谨慎，再融资压力成为地方债务资金链趋紧的一大压力。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规模扩张过程中运作不规范和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正在加速暴露，成为捆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

　　实际上，在各方关注地方债务违约风险的同时，也更加关注背后存在的机制问题。贾康认为，地方隐性负债的杀伤力并不仅是局部出现债务链断裂造成多少经济损失，而是这种机制一定会在中国黄金发展期伴随着矛盾凸显期，由于某些事件触发某一个局部的矛盾积累而产生局部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把经济问题上升到社会层面甚至政治层面，必须用特定的手段，甚至极端的手段，救火式地去平息事态。

　　在人们看来，地方债问题，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违约风险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地方债风险大量显现，不仅会造成地方财务危机以及金融风险，而且由于纳税人对此“一无所知”反而要担负责任，很容易造成社会矛盾。

　　一谈到地方债务的体制性因素，人们往往把其与财税体制、土地财政联系在一起。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现象，使得地方政府转而寻求其他收入渠道，依靠土地生财的模式从而诞生。由于抵押物往往是土地，因而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相连，而土地财政最后又归结于当前的财税体制，最终的矛头指向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难道分税制改革真的是地方阳光融资制度难以推进的阻碍因素？贾康认为，所谓土地财政的种种扭曲和短期行为，毛病恰恰不是出在分税制上面，是出在分税制不能贯彻执行，在省以下层级实际形成了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浓重的分成制或包干制。分税制不能真正贯彻，地方税体系迟迟不能成型，地方阳光融资制度不能得到推进，就逼出了普遍的潜规则替代明规则，地方隐性负债总体来说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继续推进扁平化改革。

　　看来，分税制改革并不是“罪魁祸首”，破解土地财政，推动地方阳光融资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还需要理顺财税体系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