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雅君

　　 28日上午，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号院”）发布了《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死伤者及家属的道歉信》。信中称，“会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和铁道部的事故调查工作，敢于承担责任，接受应得的处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的责任追究处理。”

　　 多位律师认为，此种情况属实的话，通号院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于直接责任人，最高可判刑10年。

　　 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在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称此次事故“温州南站信号灯设备存在缺陷，应该显示红灯的时候显示绿灯，没给后车提供应有的信号，相关调度人员也没有发出预警，引发追尾事故”。

　　 多位律师认为，如果安路生所言被之后调查结论证明确实如此，那么通号院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具体到承担何种责任，律师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是，通号院将面临“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犯罪指控——除非是现今科技水平不能发现存在设计缺陷。

　　 《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刑法规定，对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实行“双罚制”，既处罚企业，也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委员会副主任魏汝久指出，在本案中，通号院是犯罪主体，是单位犯罪。具体处罚方式是，对通号院要判处罚金，对此公司中的直接责任人比如直接领导者和设计者既要判处徒刑或者拘役，同时还要判处罚金。

　　 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剑指出，按照法条规定，“后果特别严重的，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结合此案情况，对有关责任人员，最高判刑将达到10年。浙江东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青山介绍，司法实务中，“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主要适用于追究建筑领域犯罪，在此案中用此条追究通号院刑事责任，有些勉强。

　　 或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通号院除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还有律师认为，此公司还可能涉及《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刑法》第146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钟锦化介绍，根据《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有关责任人最重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46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有关责任人最重可以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在这两个罪名的认定上，律师界观点颇有分歧。

　　 钟锦化认为，通号院可能触犯了刑法140条和146两条规定，王才亮认为可能触犯《刑法》140条，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认为可能触犯《刑法》146条。

　　 京衡律师集团湖州事务所律师程福如指出，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具体是否构成刑法第146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上，关键在于其制造的通信设备是否

　　 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所生产的通信设备不符合上述国家标准，则构成此罪。

　　 而魏汝久、吴冬、彭剑、李方平等律师则认为此案不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只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强调，此次事故应落实系统性追责，不能仅限于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问责，高铁的设备采购的决策者必须也要对此事故负责。

　　 或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通号院“敢于承担责任”，是否将影响对事故遇难者的赔偿，遇难者及其家属在向铁路系统求偿之外，是否可以向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索赔。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律师界仍有争议。

　　 钟锦化、王才亮、公益律师李方平等数位律师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除了铁路部门要承担赔偿责任外，通号院也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

　　 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朗指出，如该设计院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要等刑事判决作出后，才开始审理该单位的民事赔偿责任。

　　 如不需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目前的资料，该起事故应是多种原因共同所致，比如设备设计缺陷、生产缺陷以及运营中的监管不力等原因。那么凡是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都有连带赔偿的义务。

　　 至于具体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最终要根据通号院与铁路部门在这起事故中的作用大小确定。

　　 魏汝久、彭剑等律师则对此观点提出异议。

　　 彭剑认为，设计单位依据《合同法》第280条等法律规定，对铁路建设单位承担工程质量损害赔偿责任。一般不会直接对建设单位之外的事故受害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非建设单位破产、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这意味着，通号院不会对乘客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