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易宪容

　　 可以说，温州动车惨剧不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也将推动政府启动新一轮的重大制度改革，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来反思现代化器物给人类社会生存带来的种种风险，以及如何来面对这些风险，否则，无论是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的产生，还是许多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各种风险随时发生，都会让我们的生活既无可奈何也束手无策。

　　 在这次温州动车惨剧事件中，当我看到年轻的父亲听到女儿遇难瘫坐在地时，看到遇难者的家属悲恸大哭时，我岂能忍住眼中的泪水？是的，世界上哪有比失去亲人更痛苦的事情。而这些活生生的生命都是在现代化的器物使用下、是在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安排下、是在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突然消失的。如果说，我们现代化所生产的各种器具、我们的现代管理制度、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不是让所有的活生生的每一个生命生活得更快乐和安全，更加活出其尊严与自由，那么这些器物与制度又有何用，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又要它干什么，还不如让我们人类社会的生活重新回归到原始状态更好。也就是说，温州动车惨剧不仅在于几十条活生生的生命突然消失及几百人终生忍受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和创伤，而且也让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完全暴露在这种巨大的风险之中。现在该是我们来反思这种风险的时候了。

　　 可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通过无数的创造与发明，其征服的对象所向披靡，自然、社会及自身，它也把人类生活的触角向内外进行了无限的延伸。这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生活的质量，也让人类的每一个人能够活出更多的精彩，以及人类的现代社会文明不断发扬光大。比如，飞机及高速火车的出现，它让整个人类之间的空间距离最大幅度地缩短，让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快速及低成本运行，从而让人类生活空间更为丰富及富有效率。同时，现代化器物的创造与发明也把人类社会生活完全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特别是不少现代化器物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这种风险更是明显。比如说，飞机的航空风险，人类社会经过近百年的不断的技术改进、管理完善等才把这种风险降到最小程度。但是，对于高速铁路这种现代化器物来看，虽然在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有了成熟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但是由于其高风险，高速铁路在许多国家的商品化程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他们仍然在摸索降低这些风险的技术与管理方式。

　　 但是，中国则不然，中国高速铁路一旦进入中国，就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式”发展。因为这种高速铁路的“大跃进”的发展并非遵循了市场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与近十年来政府希望“超高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十分吻合，从而使得高速铁路的发展成了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来的经济政策，它的目标及取向就是如何动用现在种种经济资源能够保证经济在短期内快速或“超高速”地增长。近几年来高铁的快速增长正是这种超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2008年下半年，在没有发生任何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政府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出现所谓的经济衰退，动用种种资源让高铁出现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的高速铁路不仅营运里数、在建里数全球第一，而且旅客的运送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3年的时间里日均旅客发送量增加2.6倍。但是，中国高速铁路这种“超高速”增长，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过度使用种种资源来完成的。比如说，信贷资金的过度使用，政府让最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涌入高速铁路各个项目，从而使得铁路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奇高。如果不是国家作为隐性担保，那么这样的企业或项目能否存续下去是十分令人质疑的。当前高速铁路的盈利能力极低，如果不是国家补贴，许多高速铁路根本无法经营。比如，目前国内运营较好的北京－天津高速铁路，但是该段铁路要达到盈亏自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再就是，高速铁路各种技术过度使用，尤其是安全保障技术，远远跟不上高速铁路这样超高速发展速度之需要，甚至于不少高速铁路项目所使用的技术是某种大杂烩，即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相关技术拼凑在一起，先是让列车能够开动就可以，而没有把其技术的系统性、稳定性及运营安全性放在首位。中国高铁“大跃进式”的发展追求的是现代化器物的外在形式及商品辉煌，而忽视其工具的目的性及内在风险。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种过度使用种种资源“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GDP是上去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增加了，地方政府业绩好了，地方政府官员升迁了，但是这种过度使用各种资源的“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来满足个别官僚的政治业绩需求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仅严重超支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损害未来经济发展之环境及持续性，更是没有让经济增长的成果让绝大多数人民一起来分享，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矛盾与社会的冲突，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可以说，高速铁路的发展既有它本身内在的规律性，也应该有其发展的市场环境及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现代化器物的发明与创造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这种现代化器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既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温州动车惨剧是一种显性的风险，而当前国人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则是一种隐性的风险。后一种风险对人类社会的侵害及破坏程度可能要比显性的风险更大。可以说，当前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不仅直接损害着国人生命，也将影响到整个民族体质及素质。也许会说，当前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追逐利润，我们许多企业之所以会放弃其道德的底线与做人的底线用有毒材料来生产食品，很大程度上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发出各种增加产量添加剂或生长素有关。如果没有以科学技术发明为幌子生产出来有毒的产品作材料，企业如何知道用这样的方式与材料来生产呢？可以说，正因为是现代科学技术所谓发明造成了食品安全的巨大风险。比如，近几年，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中国香港的禽流感、早些时候国内发生的SARS等，尽管有些病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查明，但这些疾病都可能与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某类产品有关。

　　 比如，目前到市场购买的鸡、肉、鱼，甚至于鸡蛋，烧熟后吃之，多已经是失去以往产品自然本性之味道，鸡没有鸡味，肉没有肉味。买一只三黄鸡，在锅里炒十分钟就熟了。买一条鱼，又肥又大，但烧好后吃之鲜美味道尽失。看看市场上不少农作物及水果，其成色、个头都是上等的好货，但是不少东西一吃就会发现不是那样一个味道，甚至于我们购买的青菜也是如此，何也？

　　 因为，现在农民饲养家禽家畜，为了追求产量，多用以改变家禽家畜生长条件与环境，并喂之种种生长激素，使之快速成长。试想，在自然的环境里，本来一只鸡要长成商品鸡需要近一年时间，但现在却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只鸡本来每天仅能下一个蛋，但通过各种生长条件改变及生长素的催促则一天可以下几个蛋了。一条鳗鱼或一只甲鱼自然生长成商品鱼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现在人工饲养用激素催之则几个月就可以是膘肥体壮了。农作物的生产、水果的生产大量地使用各种化肥与作物生长素，其结果也是如此。

　　 也正是这种牲畜与农作物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这些产品内残留着大量的化肥农药、大量的生长素，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改变了牲畜与农作物本身的生长特性，许多农产品并非原来的农产品了。它的品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食品的安全问题就因此而生，人体的许多疾病也由此引发。比如现在报纸上不时地刊登出一些小孩生出许多难以想象的病、一些男性精子功能的退化、一些难以想象的传染病瞬间暴发等，可能都会与这种现代生物技术及化学产品有关。近年国内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导致婴幼儿肾病等，都是同一类原因造成的结果，只不过有些问题我们关注到了，而有一些没有关注到。比如说，转基因产品、西瓜膨大剂、大米与面粉增白剂、饮料塑化剂等对人类身体危害的风险，数不胜数。只不过，有些我们关注到，有些我们却没有关注，特别是当这些风险经过转化方式而存在时，我们对其关注更是无能为力。但是这些商品都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式来获得，这些风险都是通过现代化器物来引发的。

　　 因为，我们现代不少科学技术，出于企业短期经济效率，专门在改变自然之本性。使用过种种激素生长的农产品，不是制定更为合适的标准来改变这种状态，而是在所谓“科学”上还大张旗鼓地推广之。在产量上追求多之又多，但就是没有新标准让这些产品回归自然之本性。现在外在的自然的本性的改变，人们会群起而攻之，但农作物、牲畜的自然本性改变了，却没有人来论理之。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对诸如此类的隐性的风险还认知有限，面临这种风险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总之，现代化器物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舒适、效率、经济及丰富多彩时，它也增加了人类生活的各种显性及隐性的风险。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及生活面前，面对这些风险，特别是在一种完全利益化取向的生活面前，我们对这些风险认识肤浅，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风险的办法。无论是温州动车惨剧，还是一系列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如此。因此，现在该是借助于温州动车惨剧来反思这些风险的时候了。否则，当这样的风险爆发时，我们又会一次一次地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