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人口大背景下，2010年成为北京市诸多限外政策的转折点，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 财新《新世纪》记者 蓝方 实习记者 潘佳娜 | 文

　　招

　　生，还是不招生？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育红学校校长桂芳平忐忑而犹豫。

　　一个月前，学校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张以西红门镇校园安全办公室的名义下发的公告，告知家长们，育红小学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于2011年6月20日被取缔。

　　随后桂芳平连同其他几个学校校长被政府召集开会，要求在6月25日前关闭学校，清退预收的费用、安置老师，并保证不在西红门镇域内办学。如果没有按期关闭，则由“校园安全领导小组依法对违法建设予以拆除”。

　　虽然最后期限过后，强拆并未到来，但学生家长们几乎每天都来学校询问下学期的招生、报名时间。这所学校有将近900名学生，均是租住在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的打工人员子弟，但学校自1999年创办至今，未能通过教育部门的身份审批。目前，附近仅有另一所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可分流部分学生，其他公立学校则几乎报不上名，家长们仍然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所没有身份的“黑学校”。

　　面临失学风险的不仅这所学校的学生。整个大兴区，已有17所学校接到政府的关停通知，每所学校有学生少则四五百人，多则上千。在大兴旧宫“4?25”火灾之后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中，这些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前途未卜。

　　大兴也非孤例。在海淀区，已有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因房租合同到期无法续租而被断水断电，或被迫关停。朝阳区的三所学校也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关停，教育部门的安置方案并不能让家长们满意。

　　2006年，北京曾对打工子弟学校展开“取缔风暴”，不过，按照当时“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各区县都留下了一批打工子弟学校作为“规范保留”的对象。在北京市严控人口的大背景下，又一轮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潮到来。学生们将何去何从？

　　名为拆违实为取缔

　　大兴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并非毫无征兆。在“4?25”火灾之后，大兴开始集中整治违法建设、违法经营和非法出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300家没有合法登记的“黑”幼儿园被取缔。

　　但育红学校没有想过，拆除违章建筑，竟会拆到自己学校的头上。

　　此次面临关停的17所学校，其实均是2006年那波清理后大兴区政府确定的“规范保留校”。他们地位尴尬，条件过于简陋无法通过整改达标获得办学资格，但又碍于学生无法分流而暂未被取缔。据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公益律师田坤估算，当前北京还有100多家这样的学校。

　　对待这些法律地位模糊的学校，不同区县有不同政策，基本都纳入了日常的安全、卫生监管。此后有关区县负责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随着拆迁改造推进，此类学校会越来越少。

　　根据大兴区西红门镇政府对财新《新世纪》做出的书面解释，所谓的“规范保留校”，即是在一定的阶段由于就学需要，“一边规范一边保留”。规范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校舍无重大安全隐患，有建筑手续。且保留是有时限和前提的，规范达标，手续齐全可以保留，否则予以清理。在此前提下，上述17所学校得以名正言顺继续招生办学。

　　汶川地震过后，这些学校的校长也被乡镇、区县两级教委召集开会，要求在2011年底前加固校舍，否则予以取缔。包括育红学校在内的多所学校，纷纷筹款加固或是翻修了新的校舍。

　　与过去的石棉瓦房相比，育红学校两层新楼颇为气派，教室宽敞明亮，按教委标准，配备了摄像头、消防设备，还在每个教室里装了空调。

　　未曾想到，投资200万元的新校舍刚启用一年，学校就被要求关停。西红门镇政府解释，关停的依据是一份文号为“兴校安发2011（3）号”的文件，“在违章建筑内开办的所有未登记注册的园校，一律立即关停清理”。

　　但校长们不解的是，无论会上会下，他们都听有关领导提到，只要不办学校，房子就可不拆。田园小学的校长甚至得到镇政府的承诺，只要不办学校，就能帮他把房子租出去。

　　“拆违并非重点，关学校才是目的。”田坤如是总结。

　　关停倒计时

　　在学生安置未了、投资无法收回的情况下，校长们都选择观望。一些乡镇官员也开始对学校进行新一轮考察，有望对不同学校区分对待。但西红门镇对其辖区内四所学校关停与否的答复，仍是 “现已关停清理”。

　　相较大兴区的僵持，海淀区成立于1995年的绿园学校则已进入了最后倒计时。它最早专为接收在京郊打工的菜农子弟而建，因条件简陋，始终未能获得办学审批。学校先后因房屋拆迁辗转多次，在2005年搬到海淀乡的树村。学校由树村大队的仓库改建而来，合同一年一签。校长张晓虎表示，与房东多年来相处还算愉快。

　　今年7月9日房屋合同到期以后，房东坚持不再续租。究其原因，房东薛先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去年底区里和乡里的领导到学校视察，认为学校存在着安全隐患，当时就通知校长，学校不能再办了。“农民工子弟小学不容易，条件苦，我们就让他们办完这个学期再说。”树村大队的书记也是海淀乡主管教育的副乡长，他通过乡政府宣传部表示，不再出租房屋给绿园小学一事，须由上级主管部门解释。

　　但张晓虎把这一次视察看做日常的安全巡视。根据当时的整改意见，张晓虎表示已筹资20万元，对学校的管线进行重装，又给每个教室都安上空调、改装了暖气。

　　即便如此，绿园学校的办学条件依然艰苦。每一间大仓库都由木板做隔断分作三间，布帘做门，光线昏暗。连日雨水后，教室地面上淌着积水。

　　到了2011年6月底，房东和乡一级的官员正式通知张晓虎，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租，让他在7月9日合同到期后和学校一同“消失”。张晓虎随后到周边的村庄寻找新的校舍，却被告知私人不得再将房屋出租给打工子弟学校。

　　海淀区有更多的学校面临类似困境。2008年，海淀区教委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区政府已与各街乡政府签订协议书，不得出租房屋给没有办学资格的单位，严格控制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出现。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卫宏介绍，限制自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是近年北京市明显的政策方向。朝阳区教委曾表示，从2010年开始，将用三年时间根本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使90%以上的打工子弟进入公办校和已批自办学校就读，走出非法办学的“山寨校”。北京市层面也在内部提出，要彻底清除未经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尽量让孩子们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但公立学校有着比民办学校更高的门槛。按照现有政策，没有北京市户籍的“流动儿童”，原则上是回到户籍地接受义务教育；只有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才可申请到北京市的中小学借读。与之相应，家长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等多份证明文件。多数家长做不到“五证齐全”。

　　即使证明齐全，“没有名额”，乃是家长们最常听到的托辞。想要给孩子争取一个学位，家长只能各自想办法。“自愿捐赠”或者赞助即是一种。一位家长抱怨，“有钱就有学位，没钱就招满了。”

　　 正因为这些或明或暗的门槛，直到2010年，北京都还有30%左右的非京籍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此次再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公办学校就读政策并未有松动。

　　限外政策加码

　　绿园小学校长张晓虎表示，既然孩子还安置不了，学校的使命就还没有完成。

　　他期望借用距离绿园学校不过十分钟路程的树村小学校舍。十五年前，树村小学与肖家河小学并校，闲置的校舍租给一家公司。十年合同到期后，校舍修整一新，却始终闲置。直到近两年，这个至少可接纳800名学生的校园，才有肖家河小学一两个班的学生到此上课。

　　2009年北京市所下发的《2010年度市对区县教育补助重点投入指南》提到，区县政府可调剂、建设符合安全规范及教学要求的建筑作为校舍，由市级经费配备或由区县调剂必要的教学设备、修缮公办学校校舍，借给符合办学要求的、已批准的办学单位使用。

　　然而，新一年《2011年度市对区县教育补助重点投入指南》，却对这一“出借”方案只字不提。财新《新世纪》记者从海淀区教委的相关部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政策，公办学校的校舍一律不再对外租借。张晓虎多次前往教委询问，也被对方笑称“做梦”。

　　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去年，北京市教委出台了一份内部文件。不仅仅要求闲置的校舍不得出租，各乡镇的民房也不得再出租给自办学校。

　　在严控人口的压力下，2010年成为北京市诸多限外政策的转折点。诸如限制非户籍人口购车、购房等政策均在此时出台。

　　“从孩子着手关停幼儿园和学校，真是釜底抽薪。”田坤感叹。

　　就在各基层政府准备将被关停学校的学生分流至经审批的民办学校时，大兴区的这些合法的学校却收到了区教委发来的一条短信：“各位校长，请暑假招生时严格收取‘五证’，区教委将于开学后，对新生的证件进行检查。谢谢配合。”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介绍，北京所设定的“五证”，基本上是国内一线城市中外地生借读最高的门槛。就在2011年5月，北京本地媒体曾曝出消息，为了便于非京籍学生入学，市教委将五证的门槛调整为本市居住证明和原籍户口簿两证。但仅一天后，北京市教委紧急做出“权威解读”，表示五证门槛仍然不变。

　　针对大批自办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一事，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强调，北京市义务教育政策不会变。但公立学校门槛不降低，自办学校被取缔，而经审批的民办学校却又在提高门槛，流动学生入学难度明显增加。

　　卫宏介绍，据其了解，截至去年，全市总共批了6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但审批并非永久有效，每年要进行年审。也是从去年开始，一些因拆迁换校址的学校，就未通过审批，因而现在经过审批的民办学校越来越少。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坦言，学生的分流安置确实面临两难。一方面政府有义务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北京的人口控制。

　　“北京市一直担心，是不是教育问题解决了，就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杨东平表示，很难有实证调查证明，迁入的家庭是因为教育好才来北京。更多的还是考虑到经济收入和生活成本的差异。北京一方面要排斥低端人口，另一方面最缺的还是所谓的低端劳动力。要调节人口，根本之道不在限制，而是改善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

　　“学生既然随家长来了北京，受教育权就应该得到保护。”卫宏表示。“如果单纯以控制人口或排挤外地人为目的来关停学校，非法办学的情况仍会存在。不疏只堵，是堵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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