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机需要采取的大胆行动

　　肯尼斯·罗格夫/文

　　如今我们陷入金融危机已有4年时间，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晰：我们最缺乏的不是信贷，而是可信度。市场能够作出调整以应对全球经济的下滑，但市场无力应对的是：各国领导人的可信度日趋下降；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政策制定者们脱离现实。我们到底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摆脱这一险境呢？

　　如今之所以缺乏可信度，根本原因就在于：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阶段常见的长期增长乏力，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法。有太多的决定是基于对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乐观的预测做出的，比如近期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退出货币刺激政策的决定。政策制定者们一次又一次地指望危机过后经济能快速复苏，这样他们就无需就如何应对私人与公共部门的巨额债务负担（无论是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还是欧洲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务）做出痛苦的决定。但经济的快速复苏却一次又一次地不见踪影，即便偶尔出现，也不能持续。一切试图推迟做出关键决定的努力，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所有人都同意，必须采取大胆行动，但到底采取何种大胆行动？采取大规模临时性财政刺激，能否对经济产生足够的提振、使之实现自我维持的增长，这一点还远没有定论。政府债务的增加会让人们在面临业已存在的私人部门债务威胁的同时，再面临未来税收负担加大的威胁。诚然，在经典的零利率流动性陷阱分析中，最理想的政策是：在有资金支持的前提下，临时性大幅提高政府支出。但这一正统模型完全忽略了债务的威胁。

　　当然，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找到既能清理资产负债表又能维持金融体系的完整性的快捷措施。对于欧洲来说，这涉及大规模减记较小外围国家的债务，同时德国要对其他国家中央政府的债务予以担保。作为回报，德国必须在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欧盟内得到很大份额的财政权，只要德国在进行大规模财政转移就理应如此。对于美国来说，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出台方案减记跌破账面价值的抵押贷款，这或许可作为换取借款人作出的某些让步的条件，例如未来房价如果出现上涨，贷款人可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

　　如果直接削减债务的措施因受政治阻碍而被排除，我们仍可选择在未来几年中推行适度通胀（比方说把通胀率维持在4%至6%的水平），从而实现某种适度的去杠杆化。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通胀斗争记忆犹新的人们，似乎对任何通胀率超过2%的通胀都深恶痛绝。然而，当前这场75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却要求我们采用超常规的措施。理想而言，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应推行扩张政策，否则就会对汇率产生严重影响。当然，如果单纯试图稳定汇率而不采取全面货币扩张政策，收效则会小得多。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货币和金融解决方案必须辅以结构性改革，包括对难以为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基金进行改革。

　　在采取了一长串力度不足或方向错误的措施之后，政策制定者现在的选择越来越少，不过“弹药”还没有用完。债务减记方案、暂时抬高通胀和有切实意义的结构性调整，仍能显著缩短金融危机后一般会很漫长的缓慢增长期。 （作者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