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更伟大的艺术家

　　关于弗里达夫妇，一直有“谁更伟大”的争议。正在英国展出的两位艺术家的首次双人展上，人们能看到夫妇俩大相径庭的艺术风格。弗里达用艺术来观察并面对自我，里维拉则向外回溯墨西哥历史

　　谭薇/编译

　　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女艺术家之一，弗里达几乎是墨西哥艺术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狂野性格、她的自由思想、她的艺术和她生命中的痛苦与坎坷，令好莱坞也要为其立传。

　　正在Pallant House画廊举办的“弗里达（Frida Kahlo）与里维拉（Diego Rivera）”双人展，是第一次把弗里达和丈夫里维拉的作品在英国一起展出。这场展览如同一个故事，主角即是弗里达夫妇，他们暴风雨般的婚姻中有过恩爱、外遇、合作、憎恨、离异、复婚，他们的爱与痛苦，造就了他们的失败与伟大。

　　这对夫妇都对墨西哥有着深切的热爱，其艺术创作亦从未偏离政治解放这一主题。Pallant House画廊展出的40余幅作品尚不足以使人窥见其创作生涯的全貌，然而，夫妇俩相互为对方创作的肖像画——面容丑陋、身形笨拙的里维拉与浓眉丽目、神色温柔的弗里达——还是令两人间的爱意一览无余。

　　里维拉的失败与伟大

　　假如你试图寻找弗里达夫妇在艺术领域相互影响的痕迹，这一努力注定将以失败而告终。所谓的“相互影响”压根儿就不存在，双方均是个性强烈的极端分子，亦是独一无二的艺术标杆。

　　无可否认，弗里达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丈夫，然而就艺术水准而言，里维拉更接近“伟大”的境界。这位“墨西哥壁画运动”的领军人物出生于1886年，在欧洲度过了他的成长期（1907~1921年）。在巴黎，他成为毕加索、布拉克、君·格里斯（Juan Gris）所在圈子中的一员。与毕加索一样，里维拉亦投身于立体主义实验之中，然而从创作于1915年的《西班牙静物画》来看，其风格更接近“沙龙”立体主义画家让·麦茨格（Jean Metzinger）。该画糅合了米色、黑色、柔黄、浅绿及渐变灰等多种色调，半抽象静物——如展开的书本、卷起的报纸、花瓶及乐器——布局一丝不苟，无懈可击，但依然属于百分之百的传统手法。

　　现在看来，作为一位广义上的欧洲现代主义画家，里维拉试图践行将艺术与生活相分离的立体主义哲学，无异于给自己戴上了紧箍。1921年，里维拉正式告别立体主义，重返墨西哥，对整个艺术史的真知灼见——包括有关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乌切洛、丁托列托及米开朗琪罗作品的第一手经验——即是他献给祖国的第一份礼物。

　　经改革派政府委托，里维拉成为公共建筑“壁画纪念碑”的设计师兼创作者，他试图通过一系列创作令墨西哥的苦难史在艺术中得到升华。考虑到观众中既有高学历人群亦不乏目不识丁者，他特地采用了如漫画书或哥特式教堂“圣经”壁画一般浅显易懂的现实主义笔法。

　　在本次艺术展上，人们同样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画家那汪洋恣肆的创造力与无懈可击的建筑式构图法。譬如那幅创作于1943年的《印度》，美丽的印度女子被簇拥在硕大无比的马蹄莲花丛中，似真似幻；在水彩画《宇宙人，操纵者》中，里维拉以极其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位信仰治疗师将双手置于受伤孩童足部的情景，深刻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不已；大腹便便的商人头戴巨帽，却系着一条细窄的领带，这幅颇为罕见的素描有着不亚于乔治·克劳兹（Georg Grosz）讽刺漫画的尖锐感；娜塔莎的全尺寸全身像算不上一幅特别出色的作品，却预示了画中人日渐惨淡的职业生涯——沦为好莱坞明星与资本家妻子的“御用”画匠。

　　面对自己的模特，里维拉是否曾有过同病相怜之感？如今，再多的巡展亦无法对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有所补偿，生前他未能吸引任何追随者，死后也未能留下任何艺术遗产。

　　内心隐秘的自画像

　　相比之下，弗里达的作品本质上从来只有一个主题——她自己。

　　18岁那年的一场车祸，令弗里达脊柱和骨盆受损、右脚脱臼且伴有粉碎性骨折，此后的一生中，她经历了大约30次手术，饱受病痛折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那幅小型自画像中的金属玩偶看上去如同圣徒脚下的祭品，隐隐透出对流产的暗示。

　　这位有着粗黑眉毛、浓重唇须的美丽女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她的自画像中，永远都是面无表情，正襟危坐，永远都在以一种不无挑衅的姿态俯视着我们——作为女人，作为革命者，也作为墨西哥女神。换言之，自画像中的弗里达并非以个体形式出现，而仅仅是一个符号或一种类型。

　　在Pallant House画廊，人们将欣赏到弗里达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作，譬如那幅将里维拉“烙”在额头上的自画像，画家本人的面庞被裹在一个形如印度传统白色蕾丝头饰的光环之中，充满了宗教仪式般的圣洁感；只有在四只宠物蜘蛛猴的簇拥下，弗里达才表现出她迷人可爱的一面；来自尼古拉斯·穆雷（Nickolas Murray）的彩色照片精选集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对弗里达而言，她本人及其人生便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她是那种会把自己的胸膛和心脏剖开来诉说真相的人。”里维拉对妻子的评语恰好揭示了弗里达死后声名鹊起的原因所在。在那幅充满谜团的《发色团，助色基》（1944年）中，年轻的情人躺在弗里达怀中，背后是一尊巨大的女神像及浩瀚的宇宙，类似的生命学探索直到40多年后才出现在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创作中。

　　可以说，如果没有弗里达的《自画像与床》，就不会有路易丝·伯格伊斯（Louise Bourgeois），更不会有瑞贝卡·霍恩（Rebecca Horn）和特雷西·厄敏（Tracey Emin）。如果没有弗里达，女性心理及性征成为艺术母题的时代或许还要再推迟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