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钱庄的苦恼：温州民资期待扩宽金融通路

　　李娟 张丽华

　　此时的夏天，闷热得透不过气，有一场雨，将下未下。

　　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温州的办公室等待一个客户上门来，他的窗外，是温州闹市区。这个经济曾经超高速发展的明星城市，繁华的街道上时不时会有一些豪华跑车驶过。

　　这座城市每一天都喧嚣依旧，2006年，方培林的担保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当年担保的借贷量就达到1.5亿元左右，2010年，这个业务几乎就荒废了。

　　“小额贷款公司，要放开的，总是要放开。”方培林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看，大雨将至。

　　第四种力量挣扎

　　方培林个人的发展历程是和“方兴钱庄”的奋斗史捆绑在一起的。他的事业，都是和钱捆绑在一起的，每天看着，钱来钱往。

　　1984年9月30日，经钱库镇政府同意，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钱库镇横街29号方家老宅，这个时间，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

　　他最大的机会曾经出现在2008年，2008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是民间金融政策的一大进步。

　　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认可民间借贷市场的基础上，规范民间借贷，提升民间金融市场地位。

　　时间飞逝，截至2011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366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上半年累计新增贷款894亿元。浙江省共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41家，累计放贷592亿元，为10万家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利润率最高的所在地，就是方培林的故乡浙江。这141家小额贷款公司中，不见方培林的身影。

　　整个浙江金融业都试图在民间和官方两条路径上进行探索。2005年11月6日，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金融生态的讨论。浙江有6个城市的金融生态进入全国前10位，其中包括民间金融机构较多的温州与台州，温州更是被评为金融生态环境I级（最优级）。

　　在这种背景下，方培林选择了一种“第四种力量”路线，2001年，方培林成立了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当时的主要业务就是为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

　　“通过担保公司对一方积极引入第四种力量从而达到僵局的破解。”实际上，就是担保模式中的存单持有人和房产证所有人，可为债务人提供质押或者抵押的第三方。

　　这一业务当时很红火，2006年8月8日，温州银监分局还曾找方培林谈话，当时的记录显示，当时温州银监分局认为，不赞成“嫁接贷款业务”，但是允许试点，希望按照省联合调研组的建议办理业务，同时“不鼓励、不推广、不做大规模宣传”。

　　浙江银监局和浙江省政府金融办通过对这一创举曾表示：“对盘活社会闲散资金、缓解广大中小企业‘贷款难’有积极作用。”

　　但这一业务，在去年惨遭滑铁卢，“银根紧了之后，业务做不起来。”

　　小额贷款公司的僵局

　　方培林一直都是想进入小额贷款公司领域的，他遭遇太多的拦路虎。

　　“我不符合所有的条件。”方培林说，你看，新中国第一个“钱庄”的主人，没有资格去开小额贷款公司。

　　2008年7月，浙江省政府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这是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国内首次有省份公开提出试点民间金融合法化。

　　很多公司都想得到小额贷款公司的执照，浙江大批民营企业、担保公司、创投公司想去首吃螃蟹，仅在温州，申报的企业、经济组织就达到了几百家。

　　这一次，方培林没有再次受到命运的眷顾。比如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是当地实力雄厚、信用优良的民营骨干企业。“国家规定的自然人发起主体被彻底排除在外，这一条我就率先出局了。”方培林揶揄自己。

　　同时，浙江省试点的注册资金也从国家规定的5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温州市又在此基础上，从5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有的县市区甚至提高到2亿元。

　　和方培林一样的民间借贷机构，彻底错过了这幕小额贷款公司大戏。

　　此前，温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张震宇表示，实际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速度不是很快，也就是100亿左右，现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和整个市场所需的资金相比，这些渠道能解决的问题还是有限的，还需要迈出更大的一步。

　　准入制门槛如此之高，只有做实业的大企业才具备这样的实力，“比方说，制造业我具备这样的资格，可是隔行如隔山。”方培林说，更多的企业蜂拥想进入这个市场，无非是想得到一张进入金融领域的通行证，至于能不能做好，是另外一回事了。

　　与此相反的是民企对这个领域的热情，比如，浙江省已开业的小贷公司达141家，注册资金210多亿元，实施增资扩股的有32家，其中温州市有小贷公司20家，注册资金39.2亿元，实施增资扩股的有8家。

　　像温州瑞安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后的公司可贷资金将达到8亿元。这个额度，是民间借贷机构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

　　这也是民间金融渠道一直被人诟病太窄的原因。人为抬高准入门槛，实质上将广大民间借贷自然人，挡在小额贷款公司大门外。

　　排队进入金融业

　　为避免吸储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确立了一个铁的纪律：禁止吸收公众存款。

　　浙江绍兴的永利小额贷款公司在今年7月份开张，光开业当天，就贷出资金9000多万元，这是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最大问题，由于不能吸储，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两三个月后就把全部注册资金都贷出去了。

　　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末，全国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实现了盈利，只有356家亏损，占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总数的10.58%。此外，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总体年化资本利润率为7.76%，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则更高，分别达到了10.7%、15.68%、11.56%。

　　这个数据，如果放在“安全”、“合法”的前提下，要比民间借贷诱惑得多。

　　据本报记者了解，尽管目前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在上升，但还未丧失理性。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利率检测数据显示，目前担保公司的融入利率一般为月息1.5%～2.5%，折合年息18%～30%。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5月份短短三个月内，温州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也就是说，温州全市平均每天有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产生。

　　这刚好是传统制造业向金融行业转型的一个跳板，像2008年温州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背后有中国鞋企奥康集团和温州永嘉其他9家企业的身影。

　　“如果全部放开的话，温州至少会有1000家小额贷款公司。”方培林说，放开的口号一直在提，我从2008年等到2009年，又等到了现在。

　　不仅如此，在民间金融没有放开的前提下，这个市场已经处于癫狂状态，“担保公司私底下放高利贷”已经变成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合同上很难看出异样，多出来的利息需要提前支付，或者直接从借贷的钱中扣除。”温州中坚律师事务所阮剑锋告诉本报记者，有小额贷款公司也有这种倾向。

　　在银根紧缩的环境下，高利贷市场再度被逼生新的空间。温州市工商局近日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结果显示，23家小额贷款公司现有注册资本金52.2亿，银行融资25.1亿，两者总和为77.3亿，而温州市贷款额已经达到84.4亿。

　　两边难以平衡的前提下，如何合法地进入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认为“温州的民资一直都有一个情结，就是想合法地进入金融体系，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试图寻找通道”。

　　这就是方培林和他的同行们在等待破冰的意义：民间金融最终必然将通过合规渠道，为经济出力。

　　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方培林还在一份文件上圈圈点点，外面，已经是大雨倾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