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奶之变：政府托管的“绑架”与“救赎”

　　8月17日，是太子奶破产重整方案二次提交的最后日期，也是李途纯案二次送检的关键时期。

　　8月17日，是太子奶破产重整方案二次提交的最后日期，也是李途纯案二次送检的关键时期。

　　太子奶及其创始人的命运或将翻开新的一页。

　　此时，被羁押在长沙拘留所的文迪波和被羁押在株洲市株洲县看守所的李途纯空间上的距离大约100公里，100公里距离写满了政府公权托管民营企业的“是”与“非”。

　　文迪波涉案15天三缄其口，李途纯被羁429天拒不认罪，两个死掐的对手之间：公权、抗争、利益、法律边界、党纪国法轮番上演，扑朔迷离的故事或许只能靠太子奶最终的命运来解答。

　　重整还是破产?

　　太子奶最值钱的资产主要包括4000亩土地和两个驰名商标，按照株洲工业地价80万元/亩计算，仅土地资产价值就超过30亿元。

　　“暂时还不便透露方案，唯一肯定的是高科将是太子奶重整绕不过的坎儿。”太子奶破产管理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建宏在方案出炉前夕仍然打出太极推手。

　　2010年11月17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太子奶株洲三家公司合并重整，2011年8月17日是提交方案的最后期限。如果重整方案不能通过，迎接太子奶的命运只有一个：破产拍卖。

　　此前，破产管理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已举行了两轮招商会，但均未能找到合适的重整方案。

　　外界风传新华联(000620.SZ)意欲插手太子奶重整，但其董事局主席傅军也是半字不露。

　　2010年营业收入超过260亿元的新华联集团创建于1990年10月，目前已涉足矿业、化工、房地产、陶瓷、城市管道燃气、酒业、金融投资等多个产业的企业集团。其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70余家，其中拥有控股、参股上市公司7家，唯独没有涉及奶业。

　　傅军和太子奶托管方高科奶业前董事长文迪波同是湖南醴陵人，这也是消息一经放出外界纷议的焦点。

　　但老乡文迪波托管太子奶900多天交出的答卷可谓“糟糕”：托管太子奶的2009年，高科销售收入约5.6亿元，2010年销售收入小幅下滑至约5.4亿元，2011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约1.7亿元，而太子奶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销售收入则达20亿元。

　　文迪波本人不仅丢掉了株洲市天元区常委的公职身份，还因涉嫌利益输送被“双规”。

　　“在文迪波的折腾下，太子奶已经丢失了绝大部分市场和声誉，而此时的乳业环境竞争更加激烈，即使长期扎根这个市场的乳业巨头也可说难有回天之术，如果战略投资者是外行，太子奶很可能只能改道了。”湖南乳业经销商林国盛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据陈建宏透露，有意接手太子奶的不仅是新华联，还包括一家保健品公司和股权投资商。

　　“这些都是高科和管理人打出的幌子，这几家公司看重的都不是太子奶的乳业价值，而是太子奶公司背后的资产。”一位太子奶前高管称。

　　据李途纯透露，太子奶最值钱的资产主要包括4000亩土地和两个驰名商标，按照株洲工业地价80万元/亩计算，仅土地资产价值就超过30亿元，而两个驰名商标估价也在20亿元左右，此前公布的太子奶债务在29亿元左右。

　　换言之，如果太子奶被破产拍卖，分割资产就能以资抵债。所产生的资产余额足可让涉猎其中的高科奶业所获颇丰。这也是李途纯指责文迪波铁心“卖牛”，中饱私囊的原因之一。

　　高科“阳谋”

　　文迪波称李途纯没有兑现其对政府的承诺，他已经失去了信任;李途纯则公开指责，文迪波隐瞒了事实“他是个坏人”。

　　文迪波是否有资格充当“卖牛人”呢?从租赁经营到托管经营再到重整平台，高科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露其本来面目。

　　2008年，株洲当地政府设立高科奶业公司，托管太子奶。文迪波在以株洲市天元区常委、高科奶业董事长身份入主太子奶不久，李途纯随继发现政府注资1亿元中的2000万元被文迪波分批“私自抽走”。3123>>

　　8月17日，是太子奶破产重整方案二次提交的最后日期，也是李途纯案二次送检的关键时期。

　　李途纯在2009年7月26日向株洲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递交了《太子奶集团紧急报告》，第一次请求市委、市政府让自己“站到第一线，政府退到后台”。

　　然而文迪波“阻挠”了这次请求。文迪波称李途纯没有兑现其对政府的承诺，他已经失去了信任;李途纯则公开指责，文迪波隐瞒了事实“他是个坏人”。

　　事情的伏笔在于当初那份被李途纯说成“圈套”的托管协议：在当初的托管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在未来完成战略出售(引进新的投资者)时，李途纯承诺将其持股中33.88%的股份所对应的收益作为经营回报，转让给高科奶业。”

　　这也就意味着，高科奶业只要在托管期满的2010年1月21日前引入战略投资者，就可以接受李途纯所持太子奶股权的33.88%，并在此后获得3大投行持有太子奶10.26%的股权，从而控股太子奶44.14%的股权，这样的话，李途纯仅控制27.72%的股权(注：这是当初托管协议和李途纯给政府的条件)。

　　2010年1月下旬，高科引进北京商络和上海明观两家并不知名的私营企业，高科奶业也从全资国有公司变身民营控股62.5%的企业。事后，株洲当地有人透露，两家公司实际投入高科的不过几百万元，其余的钱都是文迪波在株洲当地筹集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两家公司在高科奶业3200万元的注册资本中出资2000万元，而国有注册资本金仅为1200万元。

　　这可谓是文迪波走的一步妙棋，这意味着高科已经引进了新的投资者，在整个太子奶争夺战中占有先机，也就此避开了李途纯此前认为高科奶业无权处置其股权的指责。

　　2010年4月，高科奶业发表的一份回应太子奶“清盘”事件的声明中这样写道，“高科奶业依法取得了太子奶集团的独家租赁经营权，并有单方面延长租赁期的权利”。

　　李途纯则在狱中这样控诉：市政府“利用公权力，仅几个月时间用2000万元即控股了高科奶业，实际以市政府租赁之名完全控制了太子奶，创业元老全部被辞退。太子奶30亿元资产、20亿元品牌的企业被个人强抢。”

　　2010年12月，太子奶破产重整债权人会议，株洲市出动1000余名警力，高科奶业同时申报约1.8亿元债务，成为太子奶非金融类第一大债权人。高科奶业声称，已获得太子奶重整优先权，而2011年4月前后，太子奶第二轮招商，高科已被“内定”为重整的“平台”。

　　“无论接下来太子奶在最后关头是重整还是破产拍卖，高科都是最终的平台。”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不管高科通过太子奶的重整还是拍卖，只要收回当初政府投入的1个亿，文迪波还是有功之臣，“尽管他此时面临涉案4000万元的调查”。

　　两面镜子

　　在太子奶“被托管-被清算-被贱卖”的发展链条背后，株洲市政府上演了一幕改革“倒退戏”。

　　文迪波被“双规”，在株洲市部分政府人士看来，这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就在文迪波被“双规”的第二天，株洲市政府副秘书长何朝晖紧急赴任高科“灭火”，“政府还是希望太子奶重整不要因文迪波个人问题搁浅”。

　　不过，在李途纯看来，以文迪波为代表的势力就是一股罪恶的“黑势力”，他们不仅涉嫌绑架、侵权贪渎，还动用公权力私用，为己谋利，“用各种非法手段将我控制，让我失去发言权”。

　　据了解，8月15日，株洲市检察院将作出决定，对公安机关第二次提出的起诉李途纯是送审法院还是退回继续侦查。

　　此前的6月2日，株洲市检察院已将株洲市公安局递交的李途纯涉嫌非法集资等罪状以证据不足，要求补充侦查。

　　“如果这次再被退回侦查，时间将拖到11月份，届时仍达不到法院起诉要求的话，李途纯将被无罪释放。”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但届时，太子奶是重整还是破产都已经成了既定事实，不管李途纯是被还清白还是送交法庭，太子奶的命运都与他关系不大。3<<123>>

　　8月17日，是太子奶破产重整方案二次提交的最后日期，也是李途纯案二次送检的关键时期。

　　“李途纯是一面镜子，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对市场风险抵御的缺失，文迪波也是一面镜子，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政府公权在民营企业身上的‘乱行’”。湖南一位民营企业家如此感叹。

　　而在中央财大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李锦看来，太子奶“被托管-被清算-被贱卖”的发展链条最终证实，株洲市政府上演了一幕荒诞的改革“倒退戏”。

　　“株洲市政府重新扮演投资主体角色、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显然与已被证明有效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在行政权力主导下，一个城市虽然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李锦表示，这种经济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政策的随意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规范和约束，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