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阶级的狂欢

　　吴强

　　 一位伦敦的非裔青年被警察打死，从周六起和平抗议转为骚乱，托特纳姆区和伦敦多处开始被大火和抢劫人群笼罩，骚乱还蔓延到曼城、伯明翰等多个城市，至今刚刚平歇。大家纷纷寻找病因：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消减福利，失业率高，警察滥用暴力，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性媒体及黑莓手机的聚集效应。

　　 伦敦今天的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期间伦敦遭受轰炸后的惨景，想起1992年洛杉矶的种族骚乱，或者1985年托特纳姆区还有更早1981年的利物浦骚乱，是否民主制度也难以防范社会的失控、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伦敦骚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看到伦敦街头抢劫的年轻人，从10岁到25岁，看不出多少愤怒，倒是有一个19岁的白人男孩很快就把抢来的毛衣穿上身了，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女孩抱着一件婚纱面露喜悦，还有的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出手刚抢到的电器……他们并非所谓愤怒的一代，只是底层阶级和他们的子女们。对他们来说，上周四马克·杜甘的被杀，激起的愤怒也许转瞬即逝，他们突然间，从黑莓手机的短信，从Facebook里面朋友的号召消息中，发现了一个狂欢的机会，那就是冲到TESCO超市或者LV店铺里，而不是书店，拿他们平时想要却付不起的名牌商品。

　　 这样的心理，就像20世纪初叶伦敦的街头混混最爱巴宝利的格纹裤一样，只能说，长久以来被社会排斥在边缘的底层阶级们，他们每月所领的菲薄救济根本无助于缓解自己或者家庭的底层命运，深感被宣扬过度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所抛弃。而且，可能更重要的，这些年龄集中在18到25岁的底层阶级年轻人，几乎缺乏任何劳动技能培训，更没有受过产业工人的纪律训练，他们已经被彻底转向服务业的英国经济社会所抛弃。而服务业的大部分职位，并没有金融业、创意产业那样美好，不仅低工资，而且短工、季节工偏多，实在很难对那些浪荡街头的年轻人产生吸引力。

　　 这就是所谓底层阶级，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最早在1960年代提出的概念，在主流社会眼中常常被“视而不见”、被社会排斥的一个社会群体。尽管英国经济当下正处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失业率最低、经济景气几乎最好的历史阶段，但是，底层阶级并不能从中受益，各项教育、福利、培训和劳动政策也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个“视而不见”的群体。所以，伦敦的骚乱中，我们可以发现各色种族混杂，根本不是一个种族或者宗教冲突意义上的骚乱，也不是有些人声称的“工人起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运动，他们根本还达不到这么高的层次，也因此与有着广泛阶级联合的埃及革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以色列“帐篷抗议”存在极大的区别。

　　 从警方的监听记录中发现，他们看待自己的抢劫行动就像去拿应得的那份圣诞礼物一般随意，而突尼斯、埃及革命中的社会性媒体和手机联系也同样在这些底层年轻人的抢劫中发挥了作用，但那只是帮助他们发现，哦，原来可以这样干！Copycat一般到处拷贝抢劫和纵火，仅此而已。伦敦市骚乱也因此只限于财物损失，并没有太多的人身伤害。

　　 BBC报道了英国最新一次民调，显示只有8%的英国公众认为骚乱与英国政府削减开支有关；分别也只有5%的人认为骚乱是因失业或者种族矛盾问题引发的。而多达42%的人认为，发生骚乱是因为犯罪分子的参与。这相当程度反映了英国公众的看法，也反映了英国警方的一贯看法。从16世纪甚至更早开始，英国政府一向使用严格的社会控制特别是“街头控制”来防范底层阶级的任何越轨，到了1980年代伦敦作为最早装备城市中央监控系统的城市而被誉为“治理”楷模，而9·11后在反恐的名义下，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明显增多，2009年G20峰会期间就有多名和平示威者被警察打成重伤。

　　 当过度依赖警察体系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开始泛滥、模糊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社会统治，骚乱和反抗就成为普遍现象了。尤其当社会被警察势利的眼光和滥用暴力分割成底层阶级和主流阶级之后，底层阶级的反抗就会随时爆发，就像每年的狂欢节，而不以所谓理性的经济景气、民主选举等为转移。希望，伦敦骚乱，底层阶级的狂欢，或许能给那些迷信“治理”、动辄街头遍布武装威吓的政客们提个醒吧。

　　 （作者系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政治学博士，执教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