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拷问

　　 一纸降级公告在诱发全球股市暴跌的同时，也将各方对评级机构公正性讨论推上前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首先“跳出来”提出质疑的则是美国。

　　 在8月5日晚间标准普尔首度取消美国AAA评级之后，美国财政部迅速做出反应，指责标普评级中存在失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甚至表示要对标普展开调查。不过对此，标普并未示弱，坚决否认其在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问题上出现错误，并扬言未来可能继续调降美国信用评级。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包括标普在内的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一向都旨在维护美国利益，然而此次缘何“一反常态”，很多人颇为不解。信用评级的准确程度如何？能否准确反映潜在的风险？经历这次金融市场的大动荡之后，人们再度开始探究评级机构的影响力、独立性和公正性。

　　新金融记者 韩启

　　不光彩的过去

　　 究竟是保护市场的藩篱，还是赌徒的帮手？对于评级机构人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1996年，弗里德曼曾撰文指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而穆迪则可以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评级机构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参与者，信用评级机构理应发挥为金融产品确定投资风险的功能，“其提供的评级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者买还是不买，或以何种价格购买。”不过，从现实情况看，评级机构往往并未能有效发挥这样一个职能。

　　 据了解，在标准普尔1975年开始跟踪的15例政府违约中，在违约之前一年内该公司曾给其中12个国家的评级为B级或更高。标普称历史上B级国家在一年内违约的可能性平均只有2%；2001年11月，评级机构将安然公司信用等级依然保留在投资级，但仅过了4天安然便因财务造假宣告破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资料显示，三大评级机构曾将大约3.2万亿美元的房贷抵押债券等衍生品中的大部分评为最高级，而当危机开始席卷时其又迅速将此下调至垃圾级，放大了危机效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新金融记者指出，评级本身是预警，但是对评级机构来说在慢慢失去这样的功能。

　　发难背后的考量

　　 最初评级机构报告是由机构花钱购买，以供投资决策之用。而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评级机构应该更多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评级行业的商业模式也随之改变，“公司不再花钱购买而是为自己的债务评级支付费用。”

　　 在江涌看来，三大评级公司一直以来扮演着美国政府“工具”的角色。国内一知名资信评估公司主权债务分析师杨艳（化名）对此也十分认同。“和其他AAA国家比较，美国负债和赤字水平已经是最差的一个了，如果三大评级公司都严格按照评级方法来评估，早就应该下调美国评级了。”

　　 杨艳指出，从评级机构公信力的角度看，如果此次再不给美国降级，评级公司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更大的损害。

　　 不过在目前状况下,三大评级机构中也只有标普对于美国评级进行了下调。对于标普的率先“发难”，江涌认为其既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有商业上的思索。

　　 “穆迪长期以来是市场的老大，其地位很难撼动，而惠誉则是三个中最小的，尽管评级是可以由各公司交叉进行，但惠誉只能相当于穆迪市场的四分之一，可能还要更低，标普长期是第二，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在江涌看来，穆迪影响太大，其不可能率先对美国降级，而惠誉不大可能，因为其影响太小了，另外有法资背景也不敢去做，这样的情况下，就落到标普头上了，长期在穆迪的阴影下，标普这次也意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此同时，江涌也强调，标准普尔实际上也不是在对抗美国，这只是一个利益集团和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对抗，“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国的工具，也是华尔街的，而华尔街历来倾向共和党。”

　　一个矛盾的焦点

　　 无论是基于怎样的目的，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一直受到各方质疑。据称SEC将详细审查标普在下调美国长期政府债务评级时使用的模型。

　　 江涌认为，此前评级机构针对大量国家和机构也都进行了评级，但美国政府并未提出异议，此次当矛头对准自己时，其对标普在技术上进行质疑，是没有道理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评级是根据其一些设定的技术性指标，然后做相应的模型，根据这些模型来进行评级。”

　　 中诚信一不愿具名的分析师告诉新金融记者，评级方法的背后有一些定性的问题，也有一些定量的东西，比如说像金融稳定，还有比如关于政治体制这样一些指标，是很难将其量化的，因此在评级的方法里面就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分析师的主观判断。另外，由于每家评级公司的评级方法都不一样其选取的指标、权重以及模型也就不同，这也造成结果上的差异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终结果上的差异究竟是缘自原始数据的错误、口径的差异还是计算错误，在外人来看很难判定，这在某种程度上给评级机构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而为杜绝这种情况，无疑就涉及信用评级机构相关信息披露的问题，但披露到什么程度又面临一些障碍，“评级机构运用到的一些权重、指标和模型是有一些商业秘密在里面的，如果全部披露出来每个人都会计算出这个了，那么该评级公司核心价值就没了。采取怎样的一个方式披露，既能保证透明，又能保护公司商业秘密，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上述分析师指出。

　　 杨艳对新金融记者表示，评级机构要保证其公正性避免被质疑，必须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去研究和改进其评级方法。而中诚信上述分析师则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规范，“一是从法律上规范评级公司行为，二是从制度上建立防火墙制度，将市场开拓人员必须和你的分析师必须要分开的，而且分析师的收入不能和你的业务挂钩；三是加强市场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