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三峡”内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北京报道

　　内蒙古辉腾锡勒大草原，汽车顺着绵延的公路行驶，眼前赫然出现一架架风车，高耸、挺拔，白色的桨叶在风中旋转，放眼望去，远处的草地和山坡上全是，犹如一个旷野中、蓝天下的游乐场。

　　这是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处风电场，是“风电三峡”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的风电连续5年翻番增长，至今累计装机总量已超4200万千瓦，跃居全球第一，形成了一个由弱到盛的全新产业。

　　华锐风电、金风科技、东气、联合动力、明阳风电等一批国内品牌的风机制造商以火箭的速度迅速崛起，并与国际领先水平站在同一起点上竞争。

　　仅5年时间，无论是产能，还是技术，中国风电从一个相对落后的产业，跃升到了一个全球较领先的地位。没有巨大市场规模的带动，一切都无可想象。

　　当然，在这种爆发式的发展中，一些隐忧也开始显现：电网无法消纳暴增的风电以至于并网与调峰难题无法突破，难免闲置和“弃风”的尴尬等等。

　　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风电发展的障碍，风电需要出路。

　　然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无论是应对能源安全考虑还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发展可再生能源都将是中国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未来，作为唯一可成熟大规模开发而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能源，风电始终关系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也必将要为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挑起重担。

　　毫无疑问，发展是硬道理。

　　风电启航

　　张国宝回忆风电往事

　　按照“十一五”初期的规划，风电装机总量是500万千瓦。到了2007年底，目标调整为1000万千瓦。最后的结果是，整个“十一五”的装机总量超过了4000万千瓦。

　　这就是过去5年，中国风电的速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速度？不这样，中国的风电产业发展又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7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北京雨后第二天，天气极好的午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过去的5年，他导演了中国风电发展的“奇迹”。

　　张国宝主管能源行业11年、执掌国家能源局三年。他在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核电、风电、重大装备国产化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了中央和业界的高度评价。尤其是在风电领域所进行的强势突破和以罕见的速度突飞猛进，成为了他耀眼的政绩。

　　他也颇以此为豪。

　　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种“大跃进”式发展的担忧、批评、质疑，甚至指责。

　　虽然已经退下来，但张国宝依旧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敏感。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侃侃而谈，不设禁区，不避问题，甚至，不讳言他的难言之隐。

　　起点：进口电机+外国贷款

　　追溯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这个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能源产业在2005年之前发展极其缓慢。

　　那时，中国的风电总装机量不过40多万千瓦，基数很小，装备档次低，国产化水平也很低，大部分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资金靠外国政府贷款，如荷兰、丹麦、西班牙、德国的政府贷款。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少经费，有人给你解决经费当然是好事，利息也低。现在回过头来看，白吃的午餐是没有的。”张国宝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利息虽低，但这些国家有要求，80%的经费要用来购买他们本国的产品，目的是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而这些产品往往价格昂贵。

　　这样的结果是，风电价格高达每千瓦时1.5元左右。相比之下，火电的价格不过0.3元～0.4元。

　　张国宝一开始也想不明白，“风也不用花钱买，怎么成本比煤电还贵呢？”后来明白过来了，设备折旧以及归还贷款利息成为了最主要的成本构成，每千瓦风电的造价比火电要高出许多。

　　这是5年以前，中国风电起步时的全部家底。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能源和环境的双重危机，尤其是对绿色能源和能源安全的考虑，作为清洁、可再生能源，风电在欧美被许多政府加以推广，并获得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至2005年，欧美控制了全球风电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

　　怎样从这样薄的一个底子上追赶世界，这让张国宝颇费思量。

　　“我历来相信：价格低，买的人才会多。电也是这样，如果风电很贵，就发展不起来。”张国宝后来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把规模做大，把价格做低，尤其是他所主推的三大风电产业发展政策：做大蛋糕；引入竞争；扶持国产化，都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做大：“风电三峡”

　　欲成非凡之事，必用非常之法。

　　“为什么中国风电之前发展了20多年都起不来，而到了现在，技术、规模、品牌都上去了，还开始接国外的订单……这些都基于我们市场的拉动。没有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带动，什么都是徒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后来的这一总结为张国宝当初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张国宝当时的想法是：没有足够的市场，就不能吸引投资者去干这个事业；没有足够的规模，价格也降不下来。“把规模做大，把蛋糕做大，才能把成本摊薄。”

　　“因为风电价格贵在风机，蛋糕做大了，就把每千瓦的造价做薄了，批量大，成本就低了。”张国宝说，这是压低成本的重要手段。

　　那时，国家风资源的底数不清，国家共出经费3.3亿元测量各地风能，拨给中国气象局，把得出的风向资料，提供给投资者参考：哪些地方可以建风电场。

　　很快地，各地都开始筹建大型风场。“当时起步就是10万千瓦，一个兆瓦就得100多台风机了，这么大的量招标就有了吸引力。”

　　再后来，有了著名的“风电三峡”。

　　那是源于张国宝与李源潮的一次会面。

　　曾有一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到南通启东去考察风电项目，在那里碰到了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两人是故友，李源潮提议：到江苏沿海搞海上风电，那里的潮间带从南通的长江口一直到连云港，整个江苏苏北的海岸线都可以搞。

　　潮间带是海岸上潮起潮落间露出的那一片沙滩，一般也就几百米。但江苏历史上是沉积平原，水浅，涨潮和退潮间，能露出30多公里宽的沙滩。

　　李源潮对他说：“这一带用来建设海上风电，1000万千瓦也不成问题。三峡也就1000多万千瓦，还要移民100万。在这里建的话，不用移民，多好。”

　　于是，返京以后，张国宝为新规划取名“风电三峡”，筹划分别在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布设三个千万千瓦级大风场。

　　如今，全国建设中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已经增加到8个，24个省、自治区建立了自己的风电场。

　　但这一切并不完全都在张的规划之内。他开玩笑说，这成了他的难言之隐了。

　　主管项目审批的发改委，在公众的印象中，颇有计划经济的遗风。“我开始也不想批，但是你一点不批也不行，不批的话（风场的业主方）都到国外买设备去了。”张国宝说，为了扶持国产化，在一定时间内，“我保留了一定范围内的审批权”。

　　于是，有了后来的规定：装机规模在5万千瓦以上的风电项目须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5万千瓦以下的只需要在省区级发改委核准。

　　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不用国家发改委批，各地就批出了好多个4.95万千瓦（的项目）来。明明是10万千瓦（的项目），他分两次批，那就不用找你国家发改委了，（地方）自己就批了。”

　　 “4.95现象”因此而生。这让他颇有些尴尬：“这4.95，不是我们（国家发改委）批的呀。”一般情况下，经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的风电项目须具备以下条件：国家电网公司要保证发出来的风电能接出来，环评要过关等等。但是地方审批的那些4.95万千瓦项目，有的并不在国家电网公司的规划范围内。

　　“他们在山包上把风机立起来，然后问，电网公司为什么不给接网？国网公司说：我哪知道你要建，你又没事先跟我商量。”

　　电网的建设没有很好地与风电的建设相协调，这导致有一部分风电无法上网输出。于是，这种“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开发模式也遭到了反对和质疑，不只是外部，在能源局内部也有不同声音。

　　这种不同的意见认为，简单贪大的大规模风电系统不够灵活，应大力发展小规模、灵活的分散式发电。

　　但即使到现在，张国宝仍坚持，蛋糕不做大，不形成一定的规模，根本无法将价格降下来，也就没有今天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风电将来在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上，要挑起一定的担子，这就不是仅小区域分散式能解决的问题了，必须要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未来，风电必然要挑起一定的担子。

　　但这并不代表就否定原来就存在的分散方式，张国宝认为，在大规模风电场发展之前就存在分散式的风能利用，例如分散居住蒙古包的风电。原来的分散式仍然可以发展，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

　　现在的风电政策也突出地鼓励风电向分布式方向发展，未来，风电将形成分布式接入和集中式开发并重的态势，“两条腿走路”。能源部门的官员提醒企业，不要只关注大基地建设，同时也将眼光放在江西、湖南、湖北这些低风速地带的开发。

　　“为什么中国2020年的风电装机目标被修改了好几次，也是因为大家原来都不预计到这些地区都会开发。”风电制造商明阳风电的董事长张传卫说，他们正在努力适应这一政策方向的转变。

　　定价：从1.5元到0.5元的必经之痛

　　仅有规模是不够的，张国宝主推的另一个政策是：引入竞争，通过特许权招标制度确定电价，谁报的电价低，谁就获得风电场的特许经营权。

　　在他看来，一个产业要长期发展，不可能只靠国家补贴，必须靠市场的力量来取得一个合理的价位。当然，这是一个残酷和痛苦的过程。在中国能源领域，价格问题几乎是最难的难题之一。

　　“如果不招标，风电场作为业主，一般都倾向买国外的风机，因为国外的技术已成熟，而且还有很多摆不到桌面上的事。例如，过去买风机，中间商的回扣很高，推销一台风机可以有20万的回扣，油水很大。要扭转不容易，让大家买国内的设备同样不容易。”张国宝坦言。

　　在没有招标以前，企业通过关系找政府相关部门，靠人为定价，电价多少由价格部门说了算。竞相压价的公开招标当然招致很多人的强烈反对。

　　企业不甘心的是，利润被削薄了。“最好是毫不费力气，找政府，找关系，批一下多省事”；一些相关部门不甘心的是：诱人的权力被剥夺了。

　　张国宝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调侃说：大家都不喜欢计划经济式的审批，可是定电价时又喜欢用计划经济的办法。

　　根据张国宝的讲述，在当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也希望由他们来定价。“我不同意这种人为定价的方法，我主张招标，通过竞争来确定价格。他们反对我的意见，我一直坚持，他们没办法才默认我的做法。”

　　但“4.95现象”之下产生的项目可以不招标，这些项目的业主会直接去找价格司定价。

　　这就形成了价格制定的“双轨制”。在这个过程中，凡是通过招标的电价都比较便宜，大约在0.5元1度电，价格通过竞争压下来。而4.95万千瓦的项目，则由价格司定价，价格定在了0.7元。

　　“招标的吃亏了。”最后，张国宝作出了妥协，“但这也算是竞争发现价格，通过几次招标，价格发现了，就定下来了。”妥协的结果是，不招标了。一个地区按照价格司定一个差不多的标杆电价，做得好就赚得多，做得差就赚不到钱。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国内目前实行的是四类风资源区价格，这四类标杆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0.51元、0.54元、0.58元和0.61元。比原来的1.5元大大降低了。

　　风机价格在激烈的竞争中迅速下降。现在1.5兆瓦的风机报价已经从每千瓦8000元降到了每千瓦3500元甚至更低。

　　“前一段时间有媒体说，把价钱压这么低，没钱可赚，都是因为我非要招标。”张国宝觉得颇有些委屈。为了证明自己没做错，他对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召开了座谈会。经过一番调查下来，他认为“风电企业是有钱可赚的，风机制造企业则由于盲目进入，在竞争中一部分企业已支撑不住，将退出，最后必然集中于几家企业，和家电企业走过的路一样”。

　　补贴：给国产化一个机会

　　风电价格真正降下来，还因为另一项政策：扶持国产化。

　　在2005年以前，国内的风机基本靠引进，价格高昂。

　　张国宝当初坚持招标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扶持国产化。他坚信，只有国产化，才能把成本压下来。

　　“招标的话，就可以设定一些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国产化率打分，国产化率超过70%，可以得高分。”

　　这招很管用，一时间，国内风机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后来引来了国外厂商乃至政府有关招标公平的诸多批评，最终因美国提出抗议而取消。

　　“在决定取消之前，我们已经实施了3年。3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羽翼丰满了。”张国宝说。

　　当时，为了支持国内的风电企业，财政部还出台了《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进行风电补贴，该办法规定，中资及中资控股企业首批50台风电机组按600元/千瓦予以补助。

　　这一补贴办法，后来也招致美国的抗议。

　　2010年下半年，美国按照《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和措施展开调查，并要求与中方进行对话。

　　张国宝提出邀请媒体一起参加视频会议，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美方的拒绝。“因为他们根本没道理。他们对本国企业的补贴比我们还多。”

　　据张国宝说，当初该补贴办法会签的时候，他没同意。事实上，补贴政策仅覆盖了6家龙头企业，补贴的总金额只有2亿元左右，对于这些销售额百亿以上的龙头企业而言，这不过是杯水车薪。反而给美国人留下“口实”。

　　张国宝建议将补贴主动取消，像取消70%的国产化率一样，得到了财政部的同意。

　　回头再看，多种扶持政策相继出台，足见中央各部门对风电发展的扶持热情。再加上《可再生能源法》对补贴基金和全额收购可再生发电的规定，不只使风电价格迅速降至当前的每千瓦时0.5元左右，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新兴的战略产业，华锐风电、金风科技、东气、联合动力、明阳风电等一批国内品牌的风机制造商如火箭腾空，并与国际领先水平站在同一起点上竞争。

　　到目前为止，国产品牌已抢下国内风电市场85%以上的市场份额，并开始出口海外。风机零部件也逐步国产化。整个风电行业几乎都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里，除了轴承。

　　“齿轮箱轴承是目前为止唯一我们还做不好的部件。因为风机必须高速运转，轴承一旦坏了，整个机器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厂家宁可多花点钱买国外的。”在张国宝看来，除了轴承之外，其他的国产零部件已堪称国际水平。

　　而在2005年之前，秦海岩他们还一直在担心，中国的风电市场会不会像汽车市场一样被国外的品牌占据？会不会风场上转的都是国外品牌的风机？甚至，中国人能不能造出兆瓦级的风机？

　　如今，所有这些都不再是问题。仅用5年时间，无论是产能，还是技术，中国风电从一个相对落后的产业，跃升到了一个全球较领先的地位。“没有前几年政府的支持简直不可想象，这是最关键的。”秦海岩感叹。

　　对于中国风机全是买的外国专利，张国宝也不认同。他说金风、远达这些企业一直致力于自主研发，1.5兆瓦风机确实几乎都是买外国专利生产，但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3兆瓦、5兆瓦、6兆瓦都自己研发出来了。“中国风电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强的竞争力”。

　　这一切，张国宝当然功不可没。

　　路线：监管与稳定

　　然而，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

　　尤其在风电的暴发式增长之下，一些隐忧已经越来越明显：电网无法消纳暴增的风电，并网与调峰难题无法突破，结果导致闲置和“弃风”的尴尬——在冬天，接近20%左右的风机处于闲置状态；与此同时，技术、管理和质量也因无法跟上风电的速度，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风机脱网事故发生，风电场与电网的安全成忧，等等。

　　“反对的声音太多了。”张国宝坦言，“但目前出现的问题都不过是一个指头，风电的发展是九个指头。”

　　这算是他面对质疑的第一次直接回应。在他看来，所有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他甚至说到“我们要学学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学他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他批评有些人只会指手画脚，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不少媒体还公开质疑，发展风电的三项政策把民营企业都挤出去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不计成本，因此中标的都是国有企业。

　　张国宝说，这是一个“误会”。在风机领域，“主要还是民营主导，实际真正的国有企业并不多。”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占领了市场份额50％～60％的金风、华锐和东气，只有东气是传统的国企，这前三大企业在招标时拥有绝对的优势，中标也最多。

　　仅从结果来看，政策扶优扶强的痕迹当然明显，难免招致其他企业的诸多抱怨。

　　经过这几年的规模发展，中国的风机制造厂已经增至80多家，1000瓦的发电设备价格则从8000元降到了现在的3500元。

　　而全球真正成规模的风机制造厂也只有7家。残酷的优胜劣汰是风电行业接下来将要面临的现实。

　　拐点已经出现。

　　“年后，钢材、化工材料、有色金属，都在涨价，上游的整机制造厂都在涨价，下游运营商手头现在都没钱，拖欠严重，中间运营这一块的资金成本、人力成本、水成本、土地成本、各种税费都在上涨。如果明阳去年没有上市，今年我们也会很困难。”张传卫说，华锐、金风、明阳，这三大上市公司手里都拿了几十亿资金，没拿钱的那些，日子根本没法过了。

　　事实上，一些中小型风机厂商确实因为各种困境而陷入了倒闭或选择离场。张国宝也很担心，竞争太激烈将带来恶性循环。

　　一些投资者也对陷入恶性竞争的风电行业表示悲观：未来中国风电产业将逐步走入成熟发展期，利润会不断下降；在经历了近5年的暴涨之后，增长的幅度和空间相对有限；不断发生的风场事故也意味着，未来，风机事故或将进入高发期，风电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所有的这些担忧最终使华锐、金风、明阳、大唐能源等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集体遇冷，股价表现难尽人意。

　　但在风电行业企业看来，这只是一个新兴行业在经过暴涨式增长之后走向成熟的正常表现。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靠政府补贴长期维持暴利，风电行业也一样。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认为：“利润降下来是正常的，而且现在应该迫切降下来成本，使之与传统能源竞争。”

　　当前中国风电占能源总量的比例才1%，但欧洲一些较大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5%～20%。从这个角度，华锐风电高级副总裁陶刚对未来风电的发展前景颇为乐观。

　　张传卫一直坚信风电是唯一可成熟大规模开发而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能源。当然他也坚信，风电始终关系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

　　无论从应对能源安全考虑还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国家的态度都只有一个，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秦海岩说。

　　但显然，在这个风口浪尖，他们都担心政策的走向。

　　各种技术标准、管理办法正在出台、制定或征求意见。主管部门加强监管以及加强对规划管理的意图十分明显。

　　“若是在2006年或2007年调整，可能会困难一些，但如今无论是技术上，或是基数上，都有能力承受了。”华锐风电副总裁陶刚认为，目前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高点了，这个时候把增速降下来，可以等一等电网的建设速度。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新规定，地方审批的5万千瓦以下的风电项目必须要到国家能源局备案。

　　内蒙古自治区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大约积压了1000万千瓦的项目在国家能源局备案，直到最近才放。“备案若久拖不决，实际也就是变相审批。”在他看来，审批权力上收在张国宝离任后或将是一个趋势。此举利于主管部门对风电的规划管理以及与电网的速度相协调。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作为制造商，陶刚一再强调，从宏观政策上，国家必须要给予非常稳定和持续的支持。“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这个行业中的企业有信心，去加大投入。”

　　在他看来，政策的稳定性远比短期的补贴更为重要。

　　乌兰察布:被“网”住的风

　　上网难，浪费了电，还亏了大笔的钱。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凤桃 ●朱日岭 刘东︱内蒙古、北京报道

　　列车驶入乌兰察布，透过车窗，在草被稀疏的荒地上偶尔能看到小片的土杨树。它们的树冠和树干，始终保持着一个姿态：偏向东南方。

　　这是乌兰察布风的杰作。因为拥有优质的风资源，位于内蒙古中部的乌兰察布，最早开始了“风电三峡”的梦想。按照乌兰察布市的风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乌兰察布市风电装机规模要达到2400万千瓦，超过三峡的装机规模。

　　然而，在过去的7年，虽然南方电荒现象严重，内蒙古富余的电能却因为缺乏外送的通道只能“窝”在本地。于是，风电规模被限制，增长速度也随之滞缓。

　　新增项目难审批

　　上个世纪80年代，内蒙古的农牧民夜晚还在黑暗之中。为了解决牧区照明问题，内蒙古电力公司为农牧民安上了小型的风电机，一家一台。

　　风电机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农牧民将之称为生活的“第二次解放”。

　　如今，即使内蒙古最偏远的村庄也接入了电网，家用的风机被淘汰，大规模的风电场一个个建设起来。到2005年，辉腾锡勒的风电装机容量总共为6.85万千瓦，仅次于8万千瓦的新疆大阪城，成为亚洲第二大风场。

　　2006年，乌兰察布的风电规模达到16万千瓦，已经是全国风电装机规模最大的地区。之后，乌兰察布的风电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底，在乌兰察布的11个旗县市中，8个都设有风场。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风电办主任吕建军办公室墙上挂着这样一张布局图：按照可开发的风电资源，察右中旗还将在东南、正北、西北、西南等规划5个百万级风场，总装机达700万千瓦，是现有装机容量的6倍。

　　目前，乌兰察布市的装机规模为270万千瓦，其中已经并网运行的为225万千瓦。按照乌兰察布市风电办主任郭少军的想法，在“风电三峡”宏伟蓝图中，乌兰察布6828平方公里的风电可开发土地上都要插满风机。

　　从2006到2011年5年间，内蒙古风电以每年2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如今，风电场有131处，总装机达1383.4万千瓦。按照自治区的规划，“十二五”期间，内蒙古风电总装机规模为3300万千瓦，按照目前已经投产的1000万千瓦，在建的700万千瓦和已经“给路条”的1700万千瓦，目前的规模已经达到。

　　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内蒙古的风电已经没有更多的项目可批复了。乌兰察布风电项目审批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困难。

　　2010年春节前，内蒙古电力公司下属送变电工程公司获得了目前为止察右中旗的最后一个被核准的风电项目。2011年半年过去了，察右中旗申报的另外4个项目还没有音讯。

　　“现在自治区和市里都控制严了，今年我们上报了5家，但一个批复也没有拿到。”卓资县风电办副主任刘胜英向记者坦言。按照自治区风电的“十二五”规划，乌兰察布的风电规模为610万千瓦，而乌兰察布市里分给察右中旗和后旗的指标总共才300万千瓦。如今，加上已经上报核准的项目，察右中旗的风电已经达到143万千瓦，未来还会核准多少是未知数。

　　“我们现在既跑市里，也跑国家发改委，双管齐下，如果一下子能在国家拿到一个百万千瓦的大项目，那就好了。”一个区县的风电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风电能为地方带来巨大“钱途”，这是各地蜂拥而上最直接的动力。

　　以年财政收入不到1.3亿元的察右中旗为例，它拥有乌兰察布市一半的风场，2010年，该旗实现总装机103.5万千瓦，发电20亿度、按照每度电0.51元计算，风电企业全年营收10.2亿元。若按17%的增值税率，仅增值税，地方财政就应增收1.7亿元。

　　但2008年，国家为鼓励风电的发展，实施增值税优惠政策，增值税可用以抵扣设备购置费。在风电投资中，设备投入是最大成本，每个10万千瓦的项目投资约为10亿元，其中8亿元就是设备投入。增值税优惠政策就意味着，政府在五六年后才能征收占所有税费中最大板块的增值税。

　　即使这样，2010年察右中旗还是收入2300多万元企业所得税，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7%。“7年政策期过了后，风电会成为我们的主导产业。”吕建军告诉记者。那时候，地方财政的收入会相当可观。

　　大小网恩怨?

　　今年4月底，内蒙古传出“整风”消息，将通过“托管、重组、兼并”等方式，将辖区内风电开发商从60多家缩减到25家。当地政府意识到风电规模的膨胀必然加剧地方产能“过剩”的现状，不仅更加严守风电项目的“入口”，并对现有的风险项目开始进行整合，整顿小散乱的企业。

　　背后的原因是：当地最适宜发电的冬季，有近20%的风机却处于“休息”状态。不仅仅是乌兰察布，整个内蒙古都存在“窝电”现象。由于北方冬季转寒，火电除了发电之外还提供工业和生活供热，所以优选发展火电，很多风机被关停。

　　 “如果不关停，蒙西地区就消化不了这么多的电，而多余的电又送不出去。”察右中旗前风电办主任王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一般10万千瓦的风场投资为8亿元人民币，每根风柱就需约1300万元人民币的成本。风场的使用寿命在20年左右，如果风机建成后不正常使用，每年产生的折旧费是惊人的。

　　王勇告诉记者，仅在察右中旗，每年至少有1/4的风资源被浪费。他算了一笔账，一个10万千瓦的风电场每年发电2.6亿度，按照每度0.51元的电价计算，每年就有1.3亿的营收，光电费每年就有5000多万元的损失。

　　2010年底，察右中旗的风电并网规模为125万千瓦，损失达6亿多元。据电监会数据，2010年上半年，全国风电未收上网的约有27.76亿度，其中内蒙古就有20.10亿度，占75.68%。

　　无论如何，内蒙古风电亟须找到一个外运的通道。但从目前来看，国家电网作为全国电力输送网络的公司还无法接纳蒙西电网富余的电。

　　内蒙古电力公司是中国唯一一个独立的省级电网，与蒙东电网一样，原来和国家电网都属于一家，后因体制原因由内蒙古自治区独立运营。2009年，蒙东电网所辖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兴安4盟市正式并入国家电网，而分管除原蒙东电网区域之外的8个蒙市的蒙西电网则成为了最后一个独立的电网。

　　2010年底，在内蒙古1000万千瓦的并网装机容量中，蒙西地区就占630万千瓦，风电装机和发电量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20.3%和20.8%。

　　如同一个小小的王国，作为独立电网，蒙西电网对所辖区域的电网建设、决策运营、电价制定、电力购销都有决策权。为了降低工业、生活用电成本，增加招商引资的砝码，蒙西的电价往往低于全国其他地区。

　　这些年来，国家电网一直试图接管这个“独立”出去的孩子。“但这是一个资产数千亿的盘子，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不愿意放手。”原内蒙古电管局农电处和风电办主任工程师陈通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陈是内蒙古风电的老专家，如今已有75岁高龄，对于这些年蒙西电网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富余电的努力，他深有感触。

　　 “一方面，国家电网往南输送的能力有限，它会优先将蒙东、山西等富余电量输送到华北，也就轮不上蒙西电网；另一方面，蒙西电网作为独立电网，要想走国家电网的通道，必须突破体制上的障碍，与国家电网达成一致。”乌兰察布市发改委副主任、风电办主任郭少军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网”难的缘由。

　　国家电网也有难处，不能接纳电网是受电网接纳能力等客观条件限制，而且并网过程中难以操作。在一次与自治区政府进行沟通的座谈会上，国家电网表示，蒙西电网外送华北电网的通道夜间无法达白天的水平，如果后半夜（23时至次日7时）接受400万千瓦电力（白天390万千瓦），将会造成京津唐电网夜间部分机组停机，停运机组第二天无法及时启动，高峰时段不能满足用电需求。

　　“国家电网是想收复蒙西电网，”一位内蒙古业内专家说，“但蒙西电网希望独立，以保持对当地电价的控制，从而为打造本地的工业提供优势条件。”陈通漠告诉记者。蒙西电网的并入不仅意味着国家和地方利益的再分配，也将意味着内蒙古失去一项支撑当地工业发展的电力优势条件。

　　“特高压”迟缓

　　为了将富余的电输送出去，5年前内蒙古就提出建设特高压输送线路。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也曾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投资超过5000亿元，建成“三纵三横”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和11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特高压”是指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正负800千伏及以上的电压等级，输送距离可以超过2000公里。

　　目前，内蒙古只有一条特高压线路正在建设之中，那就是“锡盟—上海西”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这条线路将解决内蒙古“煤从空中走”的通道问题。但是，作为局域网，为“风电三峡”打造的输出通道似乎还没到来，这是蒙西地区所盼望的。

　　陈通漠说：“如果5年只建一条特高压线，这个速度就太慢了。”2005年，我国的风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五，到2010年年底已排在了第一位，但是并网发电量却排在了第二位，风资源和设备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

　　在蒙西地区，地方对外送电通道建设显得越来越迫切。陈通漠告诉记者，也曾有民营企业要求建设一条“内蒙古到广东”的特高压路线，5年内投资200亿元，但是在城市末端，国家电网支配着各个城市电网支干线，高压线落地入户也需要国家电网点头。很明显，民营资本投资特高压输送线路还存在很多现实难题。

　　今年6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21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未来5年内，国家将支持内蒙古建设通至中部省份的北煤南运新通道，同时，将内蒙古电力外送通道正式纳入国家电网建设总体规划，优先安排建设。

　　郭少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十二五’期间乌兰察布的输电通路肯定要建，但是放在2012年还是2015年来建就不一样。在2012年建，乌兰察布1000万千瓦的风电规模就没问题，但要是放在2015年来建，建设周期还要3年，这就意味着乌兰察布这几年的风电就不能再有发展了。”

　　这成了乌兰察布的巨大困惑。

　　海上风电：从憧憬到现实

　　“海上风电最大国”的愿景，让自主品牌趋之若鹜。但相比陆上，“下海”更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邹锡兰︱北京、上海、广东报道

　　协调，碰壁，拖延；再协调，再碰壁，再拖延……

　　在经历了漫长、艰苦的努力之后，明阳风电终于在7月25日发布声明称，公司与广东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广东省一座4.8万千瓦海上风电场的项目总承包合同。

　　这是广东省的第一个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与陆上风电不同，海上风电涉及到海洋、海事、航道、渔业、军队，还有地方政府等多方的海上权益，远比陆上复杂。这意味着海上风电的开发必须要协调各方利益，却又没有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

　　这是海上风电项目目前遇到的一个普遍困境，也是海上风电开发的难题之一。

　　“几乎掉了一层皮。”一位海上风电的运营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抢滩海上风电

　　事实上，广东省委省政府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海上风力发电的发展。

　　去年11月至今，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为此曾先后召集各部门开了一次现场办公会与两次专题协调会。这才有了后来的徐闻项目。

　　据《广东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广东近海可供开发风电资源规模达1100万千瓦左右。作为一个年电力缺口达数百万的省份，发展海上风电不仅可以缓解广东的部分能源需求，还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

　　而作为广东本土的企业，明阳的意图也很明显，他们希望立足本土，借势广东，助其海上风电领导者地位的形成。

　　“海上风电现在已经是我们的第一大战略了。”明阳风电董事长张传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只是纯粹提供风电设备的制造商，他们还将提供从风电的选址、工程施工到后期运营维护的整体解决方案。

　　他坚信，海上风电肯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具象的描述是，中国有望在2020年成为全球海上风电第一大国。

　　根据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能源规划和可再生能源规划，2015年中国将建成500万千瓦海上风电，2020年建成3000万千瓦。而同在2020年，整个欧洲的目标是4000万千瓦，美国的目标是1000万千瓦。

　　而且，相比陆上风电，海上风电靠近传统电力负荷中心，便于电网消纳，也免去了长距离输电的烦恼。沿海省份、电力央企、风电设备制造商纷纷抢滩海上风电这块“大饼”。

　　“风电现在是赚钱的，各方的积极性都很高，绝大多数的运营商都看好海上风电，都强烈地想开发，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能启动起来，相应的电价机制与核准机制能否有效地确立。”张传卫说。

　　上海样板

　　不只是明阳，华锐风电高级副总裁陶刚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陆上风电市场已经比较成熟，海上风电将是他们下一步全力关注的重点。

　　作为中国最大的风电设备制造商，华锐风电在国家首轮100万千瓦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招标中，已经中标了60万千瓦，中标率达60%。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华锐在海上风力发电上的份额已经是遥遥领先。

　　2010年6月建成的上海东海大桥10万千瓦海上示范风电场，被称为是欧洲之外唯一建成投产的海上风电场，也是中国第一个海上风电场。其中安装的34台3兆瓦机组，是由华锐提供。

　　同行们“有些理解不了”，于是有业内人士坦言，东海大桥项目实际就是一个“旱鸭子”，是把陆上的风机“赶到水上去了”，“弄上去以后也不能稳定运用，利用率非常低，经常停机，花了大量的资金在那儿晒太阳。”

　　“它到底是正常运转还是没有运转，得用事实说话。据我所知，从世博会装机到现在一直在运转。这就说明‘旱鸭子’是会游泳的。”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说。

　　“当时是为了迎接上海世博会需要。绿色世博，需要绿色能源，上海周边也没有其他的绿色能源，作为政治上的考虑，它必须要建。”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秘书长祁和生分析。

　　为了求稳，项目最开始完全面向国际招标。

　　“国外企业的反应不是很积极，担心一些领先的技术到中国来以后被复制。后来有一家应标，但规定了一个保护措施：5年之内不提供基础设施培训。这等于买了一个电视，不给使用说明，而且，他们的报价比国际上的通常价格高50%，条件相当苛刻。”据陶刚讲述，当时的联合开发体，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就向上面打报告，说很困难，建议别做了。

　　“上面回复建议，把思路打开，看看国内的企业有没有这种能力。”

　　这给了国内企业一个里程碑式的机会。即使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真正能够有海上风电的运营经验、施工经验以及合适机型的企业也屈指可数。除了欧洲，其他地方都没有。国内的多家企业都跃跃欲试，没有人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

　　这个机会最终花落华锐。“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考察的两个要求是：设计和零部件的准备是不是已经完成。而能够做完整体设计，又能够准备好整个零部件的只有华锐一家。”陶刚说。

　　该项目要求必须是2兆瓦以上的海上风机，但国内的企业大多才刚刚开始着手1.5兆瓦的风机设计。当然，还有工期的要求：当时是2007年，世博会在2010年，三年时间内必须要做出来。

　　据陶刚称，在进入产业的初期，华锐就认为风机大型化是全球风电行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做1.5兆瓦的时候，已经开始着手开发3兆瓦和5兆瓦的风机。“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国家给了我们生产国产兆瓦级风机的机会，同样我们也应该给中国的兆瓦级零部件商机会。”陶刚说，基于此，他们当时基本采用了国内生产的零部件，而非国外较领先的技术。

　　“如果不给大家机会，中国就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品牌、产业链及核心技术。本来就有差距，如果不给自己人机会，差距会越来越大。”

　　所有的创新都要“交学费”，这次是国家买单，而华锐和它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了学费的受益者。这也成为华锐后来遭受诸多诟病的原因之一。

　　“刚开始预计的投资没有那么大，但后来在建设过程中，因为经验不足，问题很多，又不能停，只能不断增加投资。”祁和生说。

　　上海市发改委主任周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东海大桥风电项目自去年8月来至今一年的运行，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根据负责东海大桥风电场开发和运营的项目公司上海绿能公司提供的数据：今年1月至7月，风电场发电1.27亿千瓦时。而根据原来的设计能力，每年发电应达2.6亿千瓦时。从上半年度的运行看，已经比较接近设计能力。目前的风电设施可利用率达95%左右，但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年度，还有待继续观察。他们预计，进入台风季节和冬季之后，可利用率要低一些。

　　同时，上海方面坦言，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海上风场，从经济性角度看，价格过高。

　　目前，东海大桥项目的上网电价达到了0.978元每度，远高于陆上风电价格。随着产能的扩大和技术的成熟，风电价格会逐渐降低。

　　根据周亚透露，“十二五”期间上海将新建两个海上风电场，分别为东海大桥风电场二期和临港风电场，这两个项目已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将于近期开展招标工作。“二期工程的建设，将会摊薄整个东海大桥项目的成本，包括管理成本、运营成本以及维护成本。”

　　未来挑战

　　成本有争议，质量也有。

　　在近日的一个海上风电论坛上，中国最大的风电运营商——龙源电力集团的总经理谢长军公开批评说，华锐的风机存在不足。他直言，“若是海上的一些机型别人也有，就不买他们的了”。

　　中国首批海上风电招标项目共有四个，建设地点都在江苏，总规模为100万千瓦。据谢长军介绍，在龙源电力运营的江苏如东潮间带风电项目中，华锐风电投入了2台3兆瓦海上风机。运行一年多，其中一台换了电机，可用率算下来也就80%多。“当然如果剔除电机因素，他们也能够达到95%左右。”

　　在论坛现场，陶刚礼貌回应谢长军说，“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他们的意见将是我们的鼓励与鞭策。”

　　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对海上风电机来而言，达到90%以上的利用率已经不错。“当然，问题肯定要非常认真地去面对。”

　　在谢长军看来，海上风机利用率必须在95%以上，且保证20年使用周期中不换大部件。因为海上风机的维护成本相当昂贵，时间相当漫长。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风机设备完好率不足，相比美国的年平均2500利用小时数，中国刚过 2000小时。

　　海上风电开发的难度远大于陆上风电，对于华锐以及它的对手们或合作伙伴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风机技术本身，还是施工、运输、安装的技术难度都远高于陆上风电。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消息称，今年下半年将启动第二批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的招标准备工作，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招标，总建设规模将在150万～200万千瓦之间。

　　像明阳这样的企业也用了两三年时间积蓄实力，蓄势待发；而像华锐那样在第一次招标中“遥遥领先”的，也试图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龙头地位。

　　在陆上风电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他们都将“战场”转移到了海上风电上来。但在风电“拓荒时代”结束后，陆上风电的“奇迹”将会如何在海上重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