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VS规范：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生存之痛

　　王羚

　　“我们也为北京做了贡献啊，为什么孩子上个学就这么难？！”张伟(化名)躺在又脏又湿的马路中央，向天挥舞双手，激愤地大喊。妻子含着泪水要拉他起来，他毫不理会。在张伟身边站着几十个同样激愤的中年男女。不远处，是刚刚被拆掉的校舍，他们的孩子曾经学习的地方。

　　这是8月15日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新希望小学已被拆除校舍附近的一幕。这一幕背后，是自6月中旬起，北京近三十所打工子弟学校正在遭遇的关闭潮，涉及数万名打工子弟就学如何解决的难题。

　　关闭潮再起

　　8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海淀区绿园小学看到，学校大门已经锁上，校长张晓虎和几位老师则通过门缝进出。简陋的校舍曾经只能容纳了七八百名学生，窄小的教师办公室只有十平方米左右。黯淡的光线下，几面由今年刚毕业的六年级学生赠送的锦旗算是房间的亮点，一面锦旗上写着“校简舍陋但师德高尚，打工子弟也一样辉煌”。

　　“六月底，离放假还有几天，海淀乡副乡长、枞树大队队长、房东一起约我到大队部，通知我租赁合同到期，说我的校舍有安全隐患，必须关闭。要我尽快消失。”张晓虎告诉本报记者。

　　“我可以消失。这七八百名学生怎么办？”张晓虎问。

　　“找教委。”回答很简单。

　　次日，张晓虎找到海淀区教委社会办学科。回复如下：租赁合同到期属于民事纠纷，人家不租给你房，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说，你的学校连办学许可证都没有，不属于我们管辖。

　　张晓虎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做校舍，但最终无果而终。在绿园小学附近有一所合并后空置的公立小学，已经空置了五六年。张晓虎提出利用这个校园继续办学，但被海淀区教委拒绝。

　　“其他房子没有合适的，有人家也不给我，看样子就是想让我关门。”张晓虎叹息。

　　找房无果，张晓虎又先后去海淀区教委四次，提出要分流安置800名在校学生的要求。最后的答复是领导正在研究。

　　由于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张晓虎无奈，将课桌摆成了“SOS”拍成照片，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向社会呼救，并引起强烈反响，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绿园小学关闭的结果。8月12日，张晓虎含泪把课桌椅子及各样杂物搬出，卖给收废品的人。然后开始收拾家当，准备回老家。

　　1994年从张北县来京办打工子弟学校，16年历经四次搬迁，张晓虎的办学梦最终破灭，黯然回乡。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涉及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地拆迁，学校也随之被拆；第二种是以校舍不符合安全规范为由要求关闭；第三种则是租赁合同到期，房东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续签。

　　此次，大兴区有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接到被关停的通知。海淀区涉及的打工子弟学校也有五六所。其中海淀红星小学在8月初就被所在村委会拆掉。

　　由于部分区域的关停措施过于简单粗暴，打工子弟学校遭遇关闭潮经微博及多家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但是至今，除了朝阳区教委15日举行了一场关停学校学生分流的家长咨询会外，其他各区教委和北京市教委，对于此次关闭潮一直没有作出正面回应。

　　15日，北京市教委在回应本报记者询问时，表示这是各区县的事情，他们不太了解情况。

　　16日，北京市教委宣教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市教委当日下午正在举办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只邀请了几家媒体。但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还没有看到相关报道。

　　分流之难

　　关停一批打工子弟学校，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涉及的数万名孩子到哪里去上学？

　　昨日，海淀区教委在回应本报记者询问时表示，肯定会让孩子有学上。记者也从张晓虎处获知，绿园小学的近八百名学生，除了200名学前班阶段的孩子之外，一到六年级的500多名学生已经全部被分流到了附近的肖家河小学。

　　但就实际来看，这些孩子是否能得到妥善的分流安置依然未知。

　　以肖家河小学为例，这所小学现有学生500多人，现在一下子就接纳几乎相当于原有学生一倍的新学生，而且确定分流方向时已经是8月份，距离9月1日开学仅有不到20天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做好500多名学生需要的校舍和师资的预备确实是个挑战。

　　16日中午，肖家河小学一位值班老师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学校正在忙着施工。至于学校能否承担这么巨大的分流任务，该老师表示不清楚。

　　据张晓虎介绍，当他提出关停学校必须要安置好自己的学生时，有位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让孩子们回老家上学。

　　“这些孩子中间有一半左右是在北京出生的，他们父母在北京打工也十几年了，有的在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回老家找谁去？”张晓虎问。

　　绿园小学的一位家长表示，孩子回老家上学不可能。

　　“我倒是想让他当留守儿童，可谁给我看？老人已经去世了，我不可能把孩子一个人搁老家呀。”上述家长说。

　　对于关停的9所学校，朝阳区教委采取了两种方式分流学生：如果可以办理现居住地的借读证明，就可进入公办学校免费就读；如果没有借读证明，教委会将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学校。

　　目前朝阳区共有7所委托办学的学校。今年的收费标准为350元/学期，教材免费。8月15日，朝阳区教委在关停学校家长咨询会上表示，原则上将最大限度满足家长的就读意愿，如委托办学学校接收名额已满，将由教委出面协调其他学校。

　　据已被关停的蓝天实验学校校长竹道静介绍，仅朝阳区东坝地区被关停的4所学校，学生总数近4000人，委托学校的接收能力肯定不足以完全分流学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打工学校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自6月份以来，新公民计划在北京开办的新公民学校多次接到相关区教委的通知，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接收一部分分流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

　　“我们会尽己所能来接纳分流的孩子。不过这个也是有限的，受到校舍和师资的限制。”上述负责人说。

　　海淀区的红星小学和新希望小学关停后，家长被告知，如果能够办齐五证，孩子就可以申请入公立学校读书。

　　这五证包括家长或监护人的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据张晓虎等多位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介绍，对于普通的打工者来说，要办齐这五证并不容易。他们中大部分从事的是种菜、卖菜、装修、收废品等工作，就业证明都很难开。

　　截至8月15日，红星小学1400余名学生中，只有70余人的家长办齐“五证”，申请进入公办学校。而新希望小学8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0多人申请。

　　取缔还是规范？

　　8月15日，遭遇封门的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实验学校“顶风”开学，300多名学生冒着学校不知何时被关的风险返校上课。附近的将台乡希望之星打工子弟学校也提前开学，200多名学生入校学习。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此前朝阳区教委严申包括东坝实验、希望之星等在内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必须关闭，但对昨天这两所学校的“顶风”开学保持了沉默。

　　朝阳区教委的沉默表明了政府面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无奈：如果真的取缔这些学校，现有的公立学校将没有能力完全吸纳需要上学的打工子弟。如果放任，确实有些学校存在安全隐患和诸多管理上的问题。

　　此次关闭潮再度引发社会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关注。这些学校的前景如何？如果不能一刀切式地取缔，那么将如何由政府扶持加以规范？

　　知情人士表示，就目前北京的教育资源分布来看，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并不现实。关于打工子女的总量，由于流动的特点，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据多家民间机构调查估算，目前北京约有农民工子弟30万到40万人，如果考虑到白领等高级打工人群，数量将更为可观。

　　目前这些孩子约有40%～50%在公立学校读书。而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的打工子弟，约在20万。

　　据打工之友近期完成的《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分析报告》，北京约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除了63所拥有办学许可证外，其余都属于非法办学。确切地说，这些学校处于一个模糊地带，一个某种程度上被默许但又无保障的灰色地带。

　　打工之友负责人张志强认为，这类学校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过去及现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补充”及“自救”的功能。

　　另据本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市公立学校空缺学位的供求出现一个落差。现存的义务教育空余学位主要集中于受计划生育影响较大，因而生源出现不足的市中心区域和受距离制约的偏远郊区，而有就学需要的流动儿童则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因此，现阶段办学灵活、入学门槛低、必要时可随学生集中搬迁的打工子弟学校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也常常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张志强表示，在当前公立学校没有能力接纳所有打工子弟的情况下，更为可行的做法是通过政府扶持帮助这些学校逐步规范化，为打工子弟提供更好的教育。

　　上述打工学校负责人认为，北京市解决打工子弟教育问题的可行方向应该是以公立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为辅。

　　该负责人分析说，由于打工人群的流动性，导致这些孩子也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为打工子弟建立固定的公立学校并不可行，有可能因为流动性导致校舍的空置和资源的浪费。

　　“如果说2011年达到所有的打工子弟都在公立学校上学的目标，那么2012年会怎样？2013年呢？新的流动人群又会进来，还会有一批流动孩子面临上学的问题。”上述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还是学者，普遍对解决打工子弟就学问题的上海模式表示认可。

　　上海模式的政策路径是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将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郭宇宽撰文表示，上海模式虽然是一种权宜性的过渡政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操作也是有助益的。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在北京，仅有朝阳区从2009年开始，给予其下属7所委托办学的学校每个学生每学年900元的补贴。但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朝阳区此举颇为低调，只算是做了一个小的尝试。至于能否在全区甚至北京市来推广，还是未知。

　　上述知情人士还透露，今年北京市教委曾组团到上海市取经，了解其在解决打工子弟教育上的做法，不知道其在下一步制定打工子弟学校相关政策时，会不会借鉴上海的做法。

　　另一个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共识是——尽管在过去十多年中，客观上形成了流动孩子教育问题由打工子弟学校主要承担的现状，打工子弟的教育必须由政府来负责。这个问题必须由政府来全权解决。

　　流动儿童研究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流动孩子的义务教育不应该走市场化运营的路线，而应该由国家全权埋单。

　　北京市教委前主任刘利民去年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打工子弟工作做得太好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洼地，吸引更多的打工人群来北京，从而导致北京面临更大的人口压力。

　　但据郭宇宽所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从2009年开始追踪北京、上海各500个打工子弟，到了2010年，由于高考和户籍的原因，北京有297人继续留在该城读书，而上海有300人留了下来，其他的绝大多数回了老家。打工子弟教育问题解决较好的上海并没有出现北京方面担忧的“洼地效应”。

　　张志强在《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分析报告》中为解决北京打工子弟教育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给予达标的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办学的身份、给予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必要的工资补助、将教育补偿纳入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等。

　　据本报记者了解，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工资低于农民工的工资，平均每月只有1000～1400元之间，而且寒暑假还没有工资。这直接造成了教师流动性大、教学质量较差等问题。

　　一位打工学校负责人建议说，如果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提高这些教师的工资，比如提高到3000元/月，将可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并增加教师的稳定性。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北京到底要对打工子弟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目前还不明确。政府肯定是在酝酿新的打工子弟教育制度，但政策取向如何，还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