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努里尔·鲁比尼(翻译：马俊)

　　全球金融市场正在经历的大动荡和股价大修正表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正站在双底衰退的悬崖边上。这场金融经济危机原本是由过高的私人部门负债和杠杆率所引爆的，政府为防止大萧条再度上演，付出了公共部门严重地再杠杆化的代价。但换来的经济复苏绵软无力，达不到预期水平，因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还在去杠杆化过程中苦苦挣扎。

　　如今，高企的石油和商品价格、中东的乱局、日本的地震海啸、欧元区债务危机，加上美国的财政麻烦和信用降级，共同推高了风险厌恶情绪。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经济都停滞不前，甚至连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拉美）和依赖这些市场的出口型经济体（德国和盛产资源的澳大利亚），也开始急剧减速。

　　直到去年，政策制定者还能从帽子里继续变出兔子来，靠推高资产价格启动经济复苏。财政刺激、零利率、两轮“量化宽松”、给坏账“扎篱笆”（ring-fencing）、用数万亿美元给银行和金融机构赎身并提供周转资金：官员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如今，兔子用光了。

　　眼下欧元区和英国的财政政策都在给经济增长拖后腿。就连美国，各州、地方政府乃至联邦政府都在大砍开支、压缩转移支付。很快，它们就得增税了。

　　再搞一轮银行赎身政治上绝难通过，经济上也不可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政府已是焦头烂额，囊中羞涩；说真的，它们的主权风险反倒加深了对欧洲银行业的担忧，因为后者手里大把的政府债已是摇摇欲坠。

　　货币政策也帮不上什么忙。欧元区和英国的通胀超出目标区间，量化宽松面临掣肘。美联储八成要搞第三轮量化宽松，但规模太小，动手太迟。去年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和1万亿美元的减税、转移支付只勉强促成了3%的增长，而且只持续了一个季度。2011年第一季度又跌落到不足1%。第三轮量化宽松规模会小得多，推高资产价格和重启增长的效力也弱得多。

　　货币贬值这个选项并不是对所有发达经济体而言都可行的：它们固然都需要本币走弱，改善贸易平衡，但在同一时间，它们的货币不可能都贬值。所以靠汇率来平衡贸易是一个零和游戏。货币战争前景已然闪现，日本和瑞士已经先一步投入战斗，其他国家会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在欧元区，市场快要把意大利和西班牙扫地出门了，法国的金融压力也在加码。但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太大了，既倒不得，又赎不了。短期内，欧洲央行将持续购入两国债券，以便它们能支撑到新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来接盘。然而，只要意大利和西班牙中有一个被市场拒之门外，EFSF的4400亿欧元（6270亿美元）“战备基金”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就会消耗殆尽。

　　所以，除非EFSF的池子扩大两倍——德国会抵制——剩下的出路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序、同步地搞债务重组。所以，虽然去杠杆化过程刚刚开始，债务减记已是不得不为了，除非这几个国家能靠增长、储蓄或通胀从债务泥潭里拔出脚来。

　　这样看来，马克思也说对了一半：全球化和金融中介会趋于疯狂，收入和财富由劳动向资本再分配，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由于最终需求不足，企业正纷纷裁员。但裁员减少了劳动者收入，扩大了不平等，进一步打击最终需求。

　　最近的群众抗议，从中东、以色列到英国，以及中国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很快会传染到其他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根源都一样：不平等加剧、贫困、失业和绝望情绪。就连全世界中等收入阶层也感到收入缩水，机会稀缺。

　　为了让市场经济重新正常运转、发挥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也就是说，既要远离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里根教义，也要远离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两种模式都已宣告破产。

　　今日的合理均衡包含以下几点：制定新的财政刺激计划，投资于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税收的累进率；多运用短期财政刺激，强化中长期财政纪律；货币当局承担最终放贷人责任，预防银行挤兑；为资不抵债的家庭和其他经济参与者减轻债务负担；加大监督、规制力度，防止金融体系发疯；拆分“大到倒不得”的银行和寡头垄断托拉斯。

　　将来，发达经济体需要加大投资于人力资本、技能培训与社会安全网络，以提高生产率和工人竞争力，灵活适应经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如若不然，就会重演上世纪30年代的噩梦：无穷无尽的停滞、萧条、货币和贸易战争、资本管制、金融危机、主权破产和社会政治动荡。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翻译：马俊。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