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人民币升值抗通胀或难实现

　　每经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尽管继续按宏调预期方向发展，但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不稳定因素有所突显。

　　“两高一剩”行业有所反弹，PMI至今已连续4个月回落，创29个月来的新低；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进口指数也有不同程度回落；CPI涨幅持续高企……

　　在即将或已经到来的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中，“疗伤”和经济恢复再平衡的路径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经济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应该如何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调整自我？

　　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

　　全球经济将持续低增长

　　NBD：德国发布二季度数据，GDP环比增长仅0.2%，欧元区经济几近停滞。全球经济接下来将如何演变？

　　刘煜辉：总体上来说，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低增长、低利率、高通胀的时期。

　　这段时期，资产回报率在下降，投资机会在减少，企业不会有很大的扩张，所以说全球经济会持续一个低增长的时期；各国政府的高负债也决定中央银行将长期维持低利率，减少还本付息的压力。中长期的低利率必然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

　　全球经济恢复过去的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政府和家庭去杠杆化都是需要时间的，这也是各国用来处理自身债务的一个合理的外部环境。

　　NBD：这个调整时期会持续多长时间？

　　刘煜辉：这个很难说。对于美国来讲，它现在是“以时间换空间”，希望维持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处理自己的高负债率。对照历史来看，1946年美国的负债率高达108%，经历10年的通胀之后，1955年下降到了60%。

　　NBD：过去几十年，中美经济配合良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而现在出问题了，全球经济恢复再平衡的路径是什么？

　　刘煜辉：未来的再平衡应该不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修复。换句话说，全球化不可逆。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再平衡是通过对失衡的修正，使全球化模式能长久持续。

　　需求的结构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要重归增长，就需要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再工业化”是美国再平衡的唯一选择。只有新的财富出现，才能减少家庭和国家的负债率。

　　而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再平衡，只能让收入重新从企业和国有部门的手中回到家庭手中，使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但这可能蕴涵巨大的政治成本，需要考验决策者的勇气。

　　NBD：上半年出口拉动GDP增长的比例大大下降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吗？

　　刘煜辉：很显然，今年中国顺差的减少并非经济效能的改善，而是“投资”转化为了“进口”，这不是真正的经济再平衡的发生，而是失衡的进一步恶化。

　　人民币升值效应或难实现

　　NBD：您刚才提到全球经济将进入中长期的通胀，一些经济学者建议以升值来治理通胀和资产泡沫，您也曾经表示赞同人民币应该树立起一种富有弹性的机制。

　　刘煜辉：是的，但我很怀疑升值理论上会导致的效应能不能在中国实现。

　　理论上讲，国内累积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速。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变化并非来自于价值型和创新因素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果，而靠的是公共投资的高增长。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测算，上一个十年中国国企改制等结构性改革引发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力已经消失。

　　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政策逻辑是：升值后，中国能够顺利地实现从贸易部门的增长转向非贸易部门增长，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延伸，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起来，将现在制造中心的格局进化为运筹中心的格局。当非贸易部门供给快速上升时，价格就被抑制住了。

　　NBD：那么你认为更好的政策选择是什么？

　　刘煜辉：中国已经没有捷径选择。经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公共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就需要私人部门提供更多补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将停滞不前。中国离再平衡的道路渐行渐远，“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搭配将继续为系统性风险累积势能。

　　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过多考虑了，一旦美国工业再造的战略布局完成，它的全球领导型经济重新恢复，投资回报率上升，中国的泡沫就到头了，那时候，中国能用的应对措施将更加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