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率高企、教育动荡与政治右倾

　　“大萧条”再度来袭？

　　本报记者 张子宇

　　8月6日，当标准普尔70年来第一次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A调低时，世界范围内的股市暴跌接踵而至。从东京到首尔，从巴黎到法兰克福，映入人们眼帘的尽是惨淡的股价和满面愁容的股票交易员。甚至在欧洲金融中心伦敦，刚刚结束的骚乱都似乎被忽视了，大家焦虑的只是股价曲线图的变化。

　　尽管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都在救火，他们试图说服公众，这还不是世界末日，上个世纪的“大萧条”不会重现。但伦敦大骚乱以及不断累积的西方债务大大冲淡了他们的可信度。

　　1929-1932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为开端，当天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暴跌之猛烈连机器都因此损坏。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大萧条，这不但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笔，也最终给世界带来了更为恐怖的“礼物”—第二次世界大战。

　　失业、紧缩、大削减、右翼浪潮，尽管很多现象未必完全相同，本质也有差距，但是比较了现在和80多年前大萧条时的许多历史画面之后，人们有理由把对现在的乐观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畴内。

　　失业：最大一道坎

　　美国总统奥巴马依然掌管着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机器。他成功地击毙了本·拉丹；如果他愿意，没人会怀疑卡扎菲能够逃脱类似于萨达姆的命运；尽管面临天文数字的政府债务，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最大的公司，最多的技术人才。

　　只有失业，成为奥巴马政府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今天美国接近10%的失业率是打击所有人信心的武器。欧洲的情况不遑多让，英国严重的青少年失业率是伦敦骚乱的祸首之一。

　　在大萧条中，美国最高有接近1500万人没有工作。1930年，美国的人口只有1.2亿，当时社会福利近乎不存在。25%的失业率恐怖程度不言而喻。

　　路透社委托一家机构收集的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目前虽然还没有到大萧条时期的程度，但反差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悬殊。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美国政府决定不再将那些停止找工作超过一年的人计入劳动力，这一改变使得美国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大幅下降。如按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方法统计，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应接近16.5%。

　　据《时代》周刊报道，美国5月份失业率高达9.5%，同时45%的失业人群在6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大萧条时期。

　　失业的可怕早有详尽的描述。

　　历史学家迪克特·维克特在著作《大萧条时代》中写道：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美国生活的肌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者被它逼到了绝境，令人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当时，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5000人来应聘。在华盛顿州有人到树林里防火，为的是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苏联设在纽约的贸易机构苏美贸易公司，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苏联。他们登广告招聘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

　　失业不但摧毁了无数穷人的生活，也横扫了中产阶级乃至社会精英。一个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当过土木工程师，曾先后为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因为失业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空地上睡了46天。

　　一个1920年代最出名的厨师，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靠读自己的旧菜谱打发时光。

　　1928年总统大选时，一名记者为共和党候选人胡佛想出这样的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个口号成为世界级笑柄，而这位记者后来在大萧条中，只能靠借款和救济来养活他的三个孩子。

　　1930年代那些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很多人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

　　正如80年前《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年这一年，著名作家也在赤贫者之列，约翰·斯坦贝格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

　　在西方，注册护士由于技能方面的优势，一直是就业方面的佼佼者。甚至2008年菲律宾由于向英语国家出口了太多护士，而不得不宣布限制这个行业的劳动力输出。但是在大萧条期间，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许多航空公司竟能要求机上所有的女招待员都由注册护士充当，但即便如此7成的座位还是空着。

　　在不可抗拒的失业风暴下，那些侥幸保住饭碗的人也只能忍受降薪的折磨。一些百货公司员工的薪水低到了每周5-10美元。对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做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为每小时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1/4的人低于10美分。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劳作。

　　最后，连教师和牧师的薪水都被削减，收费行业的日子也越来越难，即便到了1936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师的收入要低18%到38%。

　　乡间、香烟和节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严重失业、饥饿以及对乡村的幻想，大萧条期间还见证了人口流动的一次逆转。

　　社会思想家拉尔夫·博尔索迪出版了名为《逃离城市》的著作，主要讲述他家在离纽约1小时45分钟路程的一块土地上努力生活的经历。博尔索迪得出结论，他们家庭的自给自足就是新的思想。他家有一院子鸡，自己修建的游泳池，还有蜂房。从这些当中，他发现了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家庭应该是最邻近的工厂，他写道：“假如有足够多的人这么做，家庭生产不仅能够通过占领市场来击败那些不受欢迎的工厂”，而且还能“将工人们从工厂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西佛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的失业矿工回到了他们古老的土地上。到1932年，美国农村人口净增了近30万人。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5年前还生活在城里的人回到了乡下。

　　除了返乡潮，大萧条还让美国人热爱上了抽烟、电影甚至节育。

　　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香烟销量激增，而大萧条的效应堪比战争，香烟产量从1930年的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

　　当年在美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两角五美分，儿童一角）。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花25元看电影，对比惨淡的工资，这个数额相当惊人。全美有1.7万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

　　因为经济困难以及对未来的沮丧，宗教文化浓郁的美国第一次出现了节育浪潮，出售避孕药品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1935年1月，新教的《教士》杂志对订户所作的一次民意投票显示，被调查者几乎一致支持节育，盖洛普第二年又做了一次民调，其结果跟《财富》的调查是一致的：2/3的人赞成节育。

　　教育受冲击

　　从2011年开始，英国政府因为经济困难开始大规模削减教育经费，将对大学的财政预算拨款削减了12%。英国对本土学生的学费从原来的2000多镑一年涨到8000-9000镑，这甚至引发了2011年初严重的英国大学生抗议削减预算的游行。而今年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将面临找不到辅导员帮助他们挑选合适大学的窘境。这个职位的大量减少，同样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和联邦政府的预算缩减。

　　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教育便会受到冲击。

　　大萧条期间，中小学教室不够，书桌摆在走廊、活动房子，甚至铁皮棚子里。很多学校因为经费问题宣布取消音乐课和美术课，教科书重复使用。教室越来越挤，最后，老师的工资也难以为继。

　　大学同样窘迫，当时80%的大学生家长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需要上课期间每周做工40个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84个小时。在名校杜克大学，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茨堡市干过27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后来成为著名戏剧作家的阿瑟·密勒（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过小白鼠，每月工资15元。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第38任美国副总统）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即便熬到毕业，还要面对找不到工作的漫长煎熬。许多人拿着名校学士学位，最后只能开电梯。直到1935年初，还有几百万16-24岁的青年靠救济过活。

　　美国《财富》杂志当时在25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试，结论是大学生第一愿望都是有一个安定、长期的工作。

　　一支意味辛酸、满腹牢骚的玩笑歌曾在全美大学里流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头衔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却越来越饿！

　　如今，经济不景气下的大学生就业难也开始动摇欧美高等教育的基础。很多学校为了迎合就业需求，甚至推出了“电子游戏”学科。

　　右翼浪潮

　　政治右转通常是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7月22日，人们震惊于挪威青年布雷维克血洗于特岛的疯狂之举，也注意到其背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以反对社会福利政策、仇视移民为主要口号的各种极右翼政党如英国国家党、法国国民阵线等又勃兴起来。

　　相对于在二战以后左翼思想浓厚的欧洲，美国因为一直是保守主义居于比较主流的位置，尚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右翼化问题，但是也可以明显看出奥巴马政府正在右拐。

　　在大萧条时，左右翼碰撞更加激烈，西方知识界一反过去的做法，出现了“苏联热”。这种社会热潮使得美国和苏联于1933年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之前的岁月里，美国学校里苏联的地图都是空白的。另一方面，保守主义的信仰群体则大部分沦为法西斯势力或其盟友，比如在德国，天主教徒和国防军最终在德共和纳粹之间选择了后者。

　　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最终将世界拖入了大战的轨道。

　　在欧洲，德国、意大利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的法西斯势力借助经济危机夺权成功。在亚洲的日本，由于大萧条导致的“昭和恐慌”，大批农民破产，卖儿卖女，以至于下层军官发动了“二二六”兵变。当时军队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你们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妹妹被卖做妓女？”借由这次兵变，日本军部势力最终夺权，取代了文官政权。

　　有趣的是，一旦经济危机出现，社会福利政策必然成为一个标靶。在今天，高社会福利是许多人认为欧洲经济危机的原因，而在80年前的美国，尽管当时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当时社会舆论依然对这个名词表现出了令今人惊异的恐惧。

　　当年，《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像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活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塞拉斯·斯特朗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

　　和今天一样，欧洲是攻击福利制度最好的靶子。当时美国人人认为英国精神萎靡，《美国杂志》认为，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著名企业家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这话得到广泛认同。《财富》宣称，如果让非经济型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认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地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最终，坚持自由竞争原则的共和党无力应对经济危机，让位于民主党政府。

　　历史学家承认，美国政府一直都是右翼，而为了挽救大萧条，民主党政府选择了靠近左翼。最终由于罗斯福借鉴了大量今天被普遍抨击为经济危机根源的“凯恩斯主义”，实行了国家干预的“新政”，美国才得到了挽救，没有步许多欧洲国家后尘，沦为法西斯政权。

　　80年，世界会否轮回，考验的仍是各国的掌权者和他们身后的智囊。就目前各地“冒烟”的情形来看，人们有理由表露出一丝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