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注定漂泊，那么让灵魂安顿

　　“全世界应该了解书中时代的读者，都到齐了！”《巨流河》继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之后推出日文版之际，作者齐邦媛表示。这部33万字的回忆录记录了齐邦媛家族两代人从家乡东北巨流河到台湾的历史

　　苏娅

　　87岁的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在写完回忆录《巨流河》后，接受的采访很少。但在一个采访中，她难得地透露了1977年，曾远赴日本北海道，想体会一下东北故乡的寒冷。但是，没有遇到雪，“我站在海边，望着北方的家乡，放声痛哭。”她说。

　　“想体会一下东北故乡的寒冷，但是，没有遇到雪”——这或许就是齐邦媛体验、表达人的境遇的独特方式：把历史与生命的脉络藏于细密的追忆与可见的情境。

　　齐邦媛在81岁时提笔写下了33万字的回忆录——《巨流河》，记录了自己和家族两代人从家乡东北巨流河到台湾的历史。在《巨流河》的序言里，齐邦媛写道：“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Lest ye Forget!（勿忘！）——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写下来，为了“勿忘！”。她说：“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这本历时4年完成的回忆录，于2009年在台湾出版，简体中文版于2010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日前，这部为大陆读者提供了异质性历史记忆的回忆录跨出华语世界，推出日文版。齐邦媛对此表示：“全世界应该了解书中时代的读者，都到齐了！”她希望“日本人可以借由这本书，知道中国人怎么想的，体会原来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更应超越敌对与战争。”

　　渡不过的巨流河

　　《巨流河》以齐邦媛家乡的河流——“巨流河”，为记述的开端。作者从1924年出生写起， 止于2009年此书繁体字版出版时。历史情境与个人经历相互生成，叙写了两代人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颠沛流离及至落地生根的家族历史。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而克制的笔墨穿越对历史事件僵硬的时间性罗列，把个人的成长与家国的丧乱有机映照，钩沉出现代中国历史的洪流与人事的浮沉。

　　从东北到台湾，乡关万里，沧海桑田。家国情怀和漂泊感成为齐邦媛及其父亲齐世英两代人共负的精神现实。尽管作者的笔墨极尽克制，但盘诘与追问的意志仍寓于言表。齐邦媛之父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得张作霖提拔，赴日本、德国留学，1925年自德国回到沈阳，一心变革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支持郭松龄起兵反对军阀张作霖，却遭遇巨流河之役的失败，从此流亡。此后，辗转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到台湾之后，齐世英为国民党资深“立委”，是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性人物，但终因政治理念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而被开除党籍，晚年的齐世英在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

　　特殊的身世决定了齐邦媛对父亲的怀念，与对一群社会变革的先行者、家国前途的承担者的政治命运的追问难解难分。在齐邦媛笔下，父亲是这样出场的：“1949年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海口’”；而在紧随其后展开的回忆正文中，关于父亲的记述始终是为了印证一个“英挺而有大志的父亲”，“‘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齐邦媛回忆了一段馨暖难忘的细节：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迁至重庆，有一日，日机连夜轰炸沙坪坝，连夜的雨，母亲又在生病，躺在用一块大油布遮雨的床上，“爸爸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到天亮……”

　　尽管齐邦媛在少女时代便模模糊糊有一种远离政治的意识，但政治在决定了齐世英的命运的同时，如幽灵般缠绕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人，甚至可以说，父亲一代人热切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与现实的距离带来的挫败感、飘零感，伴随着齐邦媛人生的每一个驿站。

　　在文学中安顿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的精神，也要发出怒吼。”便是因为这“不服输的精神”，自己时刻伴随亡命之虞、伤别之苦的青春记忆让齐邦媛有了沉静向上的力量。

　　齐邦媛回忆说：“升上高中后，脱下童子军制服，换上长旗袍；春夏浅蓝，秋冬则是阴丹士林布。心理上似乎也颇受影响，连走路都不一样了，自知是个女子，十六岁了。”这个女子后来考入当时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因为太感性不适合哲学，加之外语好，受朱光潜教授鼓励转入外文系。此后，文学便成为她精神的避难所。

　　《巨流河》中，有不少篇幅记述了在武汉大学师从美学家朱光潜学习英国诗歌的往事，对朱光潜的追忆，质朴真切。齐邦媛尤其记得，有一日，朱光潜教到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时，念道：“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朱光潜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而在随后的记述中，齐邦媛写道：“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 ”，淡淡数语，将大时代中一代知识分子背负家国流离之痛的沉郁内心点化而出。

　　这些诗词中的意象为齐邦媛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经由文学的滋养、自身永不止息的对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和反省，让齐邦媛在决心提笔写作回忆录前，能够坦然说出：“我作为亲历者，80岁以后看人间事也许真的超然了一些——你连生死都超然，你还激越吗？”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巨流河》的后半部分，齐邦媛用相当的篇幅记录了1947年赴台湾后的生活经历，似乎是为了告白：自己一生努力追求的生命意义，与失落在故土的青春记忆同等珍重。初到台湾，与同属流亡的丈夫投入台湾的铁路岁月，而她自己则从最初的台大助教，变成家庭主妇，又从台中一中的代课老师，再被荣聘为大学外文系教授，其间的命运转折，虽有迹可循，却终究难以尽述。因此，《巨流河》不仅可看作齐邦媛以个人自传呈现出的关于一段宏大历史的记忆，更是一次精神的追溯与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