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中江湖 美国降级 四权分立

　　薛涌

　　从历史的视野看标普给美国降级，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在危机中宪政的金融机制正式启动。这说明宪政民主中几十年闲置不用的机制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能够及时运转起来。这分明是民主功能齐全的证明，哪里是什么民主的破产？

　　8月5日傍晚，标准普尔将美国的信用等级从AAA降至AA+，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坍塌。其中道琼斯指数星期一狂跌634点多，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跌的幅度更大。无巧不成书，在同一周末，美军在阿富汗的直升飞机被击落，死亡38人。刚过50岁生日的奥巴马，度过了就任总统以来最为暗淡的几天。远在中国的网民们也一片鼎沸，欢呼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一同崩解。美国衰落，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标普给美国降级，是1941年以来第一次。从历史上看，丢掉AAA等级的国家再回到原来的位置，需要9到18年的时间。这显然不是股市短期的波动，而更像是对一个国家的长线评价，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面临重大危机，乃不争之事实。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放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来解读，而不是仅仅进行短期的金融分析。

　　民主是否瘫痪

　　标普在解释给美国降级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标普在7月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拿出削减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计划，就会在九十天内遭到降级。在两党刚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赤字削减的规模不过2.4 万亿美元。这让人质疑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二是标普认为两党达成债券上限协议的政治过程使美国的信誉受到严重打击。在降级之后，标普受到来自美国政府、两党政治家、媒体、金融界的强烈攻击，被逼着不断出来解释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标普的降级，不仅没有撼动美国国债的信誉，反而使之在金融市场更加走俏。特别是美国政府事前就指出，标普降级的评定中，居然包含着2.1万亿美元的计算错误。所以，标普的第一点理由非常脆弱。面对这种局面，标普更加强调第二点理由，即达成债务上限协议的政治程序：两党都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摆在首位，拿国家的债务责任当人质彼此进行讹诈。对这一点，则很少有人能够表示异议。换句话说，降级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一种政治评价。这也怪不得，所谓“民主制度缺乏效率”之说一下子又走红起来。中国内地一些评论家，甚至将此作为美国政治破产之证据。

　　其实，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中如何表现，正是检验一种政治体制优劣的绝好机会。有些政治体制，很容易被这种危机所颠覆。另有些体制，则会面临危机启动一些平时从来不用、甚至被人们遗忘的机制。美国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然，这些难得一用的机制被启动后是否足以应付危机，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世界上从来没有万无一失的政治体制。但是，仅仅因为启动了这些机制而断定这种政治体制的破产，则无疑是对这种体制的误解。

　　在我们一般的俗见中，西方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美国由国会、最高法院、总统为代表的权力制衡，是“三权分立”的典型。此次债务上限的讨价还价，主要是总统和议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中斗法，即立法和行政权之间的博弈，司法并没有介入。事实上，民主党中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指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条款授予了总统单方面提高债务上限的权力，未必需要经过国会。不过，关于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条款的解读，仍有种种歧义。奥巴马可以据此单方面行动，但共和党把持的国会可以对之挑战，以总统僭越宪政权力为名对之弹劾，最后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使“三权”都参与博弈。不过，奥巴马显然不愿意在经济危机的节骨眼上把国家拖入宪政危机，故而忍气吞声地屈就了共和党人。我们只看到了两权而不是三权之间的制衡。

　　标普降级，则显示了金融的宪政功能。这一点为大多数论者所忽视。奥巴马和共和党人的讨价还价，显示了两党政治的重大局限：政治家对选民负责，但选民则几乎对谁也不想负责。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却又不愿意通过纳税而为这种服务埋单。结果，在收支不平衡之时，两党谁也不敢大幅度削减选民的福利，又不敢加税。这是债务危机的核心缘由。对此如果不加控制，民主就变成了对选民行贿的过程。所幸的是，当这样的政治程序失控时，还有金融市场来履行钳制的功能。标普实际上是出来告诉美国人：你们再这样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要这要那，却不想想自己应怎样埋单，那么你们的金融信用就会毁掉，很难再借到钱！

　　金融宪政由来

　　金融的宪政功能，并非从标普开始，而是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时起就成为了宪政的基因。根据我们常规的历史知识，宪政的确立开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经过弑君革命的英国，急需在极端共和主义和专制王权之间找一条折中道路，故而从尼德兰邀请来了威廉三世。把王冠交给他的条件，是他必须承认和服从议会的权威。似乎这一切都是来自《大宪章》以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

　　其实，威廉三世绝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而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光荣革命”并非是他受到英国的邀请，而是自己处心积虑地策划、并在住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银行家的秘密资助下偷袭英伦，并带去了一揽子交易摆在英国议会面前，最后大家成交。随他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有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帮。是这些人把“荷兰财政”引进了英国。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是一场金融革命。金融市场不仅约束着政府的行政权，也制约着议会的立法权。

　　此话怎讲？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实际上就是靠贷款建立起来的。试想，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官僚机器、军队乃至大工业，几乎无一不是烧钱机器。中世纪欧洲的农业资源根本无法支持。但是，集中在自治城市的工商阶层，则有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可投资。在十六、十七世纪之间，欧洲开始了所谓“国家建设”过程。各王室不断兴兵扩张，竞争达到白热化。谁手里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谁就有望称雄。阿姆斯特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十八世纪，欧洲除了普鲁士之外，已没有哪个王室能够绕开阿姆斯特丹而打得起仗。甚至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靠从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贷款。

　　这种信贷的过程大致是：想贷款的王室找到阿姆斯特丹有信誉的金融机构，让这一机构发放王室的债券。那时虽然没有标普这种现代信用评级机构，但王室债券的息率取决于王室的财政信誉。信誉好的，其长期的信贷息率可以低到3%；信誉差的，则要支付20%以上的息率。息率的高低，往往能决定大国之兴衰。试想，以20%的息率，贷款100万的费用是20万。用这20万的费用，在3%的息率上可以贷到600多万。拿着600多万的王室和仅有100万可支配的王室打仗，胜算在哪一方一看便知。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因为各王室的命运悬在金融市场上，王室对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指令就不敢掉以轻心。也正是从这个切口，金融市场介入了宪政的形成过程。比如，一些王室之所以对议会或贵族咨询会议低头鞠躬，未必都是这些贵族拥兵要挟，而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要求王室左右的议会或贵族同意承担财政责任，否则就拒绝放贷。这就逼着王室到议会或贵族那里讨价还价、以各种让步换取后者的支持。投资者知道，王室资源有限，债务抵押不够，只有议会或贵族们同意，日后的债务风险才能降低。其实到了今天，标普也是循着同一逻辑：如果议会在承担债务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百个不愿意，我们怎么能对债务放心？我们怎么能不给你降级？

　　“荷兰财政”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对统治自己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打了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最终成为主权国家。这场战争对尼德兰来说本是毫无希望的。哈布斯堡西班牙是不可一世的世界帝国，其陆军打遍欧洲无败绩，并且垄断了美洲的白银。尼德兰共和国则是一群商业都市的松散联盟，靠一个总议会（States General）协调各省利益，在西班牙的压力下，甚至一度到处请其他欧洲王室来给自己当国王，但这个王冠竟没人敢接。

　　当时尼德兰的体制，在欧洲可谓“不成体统”：各自为政的省份，危机时到联省总议会里讨价还价，商量各省对于集体防御（即对西班牙的战争）各应该承担多少财政份额。大家吵翻了天后达成协议，各省代表拿着协议到本省议会（大多由主要城市组成）审核，不肯出钱的省议会拒绝批准，大家又要回到联省总议会中重新吵架。想想那时混乱不堪的局面，两党互相敲诈的美国国会恐怕要“团结”得多。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近乎“破产”的政治程序中，最终达成的协议容纳了多方利益，进而有更好的信誉。小小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经常能从金融市场以3%左右的息率举债，怎么也打不死。不可一世的西班牙王室则频频破产，息率一度超过20%。以如此悬殊的财政信誉竞争80年，尼德兰再小也会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体制，实际上开启了美国各州分立的联邦制。只不过当时尼德兰有个不即不离的王室，即威廉三世所来自的奥兰治（Orange）家族。此王室一直充任尼德兰的执政（stadholder），实际上就是军事首脑。财政等内务则由总议会操持。奥兰治家族和总议会就各种问题特别是对军队的财政拨款讨价还价，已经形成习惯，认同议会的财政主导权。威廉三世带着这种“执政受制于议会”的理念西渡英吉利海峡，和渴望宪政君主的英国议会自然一拍即合。也正是他，上台后面临着债台高筑的局面，靠自己的荷兰财政帮说服议会，通过消费税增加岁入，强化政府的财政信誉，进而可以低息举债，最终伦敦金融市场崛起，大英帝国随之称雄于世。宪政的凯旋，也是从这里开始。

　　美债因祸得福

　　从这一大历史的视野看标普给美国降级，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在危机中宪政的金融机制正式启动。这说明宪政民主中几十年闲置不用的机制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能够及时运转起来。这分明是民主功能齐全的证明，哪里是什么民主的破产？更有趣的倒是这几天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标普给美国降级后，美国国债的身价不是降低，而是升高。在降级后，金融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竟达到2009年11月以来最强。投资者所要竞购的金额，竟比美国政府抛售的数额高三倍。美国国债一夜之间奇货可居。结果是，十年债券的息率在星期五降级前是2.58%，星期一跌到2.34%，星期二再跌，达到2.26％。到星期三，则跌到2.14%，创造了历史最低纪录。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估计，国债利率每降0.1个百分点，换算成未来十年美国的借贷费用就是1300亿美元。标普降级后，美国国债的息率已经降了０.4个百分点以上。十年下来这个幅度就能给美国省下5000亿多美元。美国国债这下子可牛了：咱给的息率就这么低，你爱买不买。俺才不愁没人买呢。

　　国债坚挺的直接原因，是钱总要有个去处。你藏在枕头底下白白贬值，要么去投资、买股票，要么买黄金，要么买国债。标普降级后，金融市场大坍塌，全世界股市无一幸免。比如你买了美国银行的股票，一天就缩水20%，你哪里还敢投？所以，买黄金或买美国的国债都是保值的重要方略。一般而言，股市大崩盘之际，国债多受益。怪不得《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国债就是“黄金本位”。当然，投资者把国债当黄金的前提，是美国在国债上违约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奥巴马说美国永远是AAA，并非仅仅是嘴硬。精明的国债投资者不会买靠不住的东西，市场在支持他。难怪有人说，标普采取了双重标准。当年对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迟迟不作反应，对美国的信用则如此“高标准、严要求”。难道标普对自己的国家太“偏心”？

　　不管标普是否公道，其降级对美国无疑有警示作用，会逼着两党超越自身的既得利益，警告选民不得再这么自私自利下去，最终担负起财政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