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日至21日在甘肃省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偌大一个中国，又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中有一些乱象，这不奇怪。在民间，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行为屡禁不止，人们也早有耳闻。打击这些行为，于金融市场秩序稳定的意义毋庸置疑。而受害者在金融传销过程中上当受骗，原因种种。有的或因信息闭塞，有的或为虚假承诺的高回报所蛊惑，有的则是因为缺少其他的获取财富的更多机会。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害者原本就是社会弱势群体，急于摆脱贫困，在骗子的如簧巧嘴演绎之下，很可能因致富幻想而上当，其遭受的打击之大不难想象。过去，这方面的案例确实也不胜枚举。在我们看来，社会底层人群容易上当受骗，跟这个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及可能遭遇的“社会排斥”不无关系。

　　表面上看，非法金融活动主要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但透过这个现象，其背后又隐含着社会贫困等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命题。消除贫困历来是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都苦苦探索的课题。贫困当然与个体的能力密切相关，但又不仅如此，也跟社会公正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许多贫困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公正缺失之下的“社会排斥”不可分割。

　　这样的贫困问题，更直白地说，有时候是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的结果——这不仅可能造成一代人的贫困，亦有可能使贫困形成代际间的传递，进而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研究贫困问题时，将严密苛刻的经济学理论和道德哲学精神结合在一起，曾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即能力剥夺（或者说是真正贫困）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

　　其实，经济学意义上的能力贫困，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排斥”理论，在思想上多有重叠之处。关于“社会排斥”，英国社会排斥局认为：“社会排斥指的是某些人或地区受到的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的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可能发生的现象。” 欧盟则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些个体因为贫困或缺乏基本能力和终身学习机会，或者因为歧视而无法完全参与社会，处于社会边缘的过程。”

　　也就是说，因为“社会排斥”，许多社会个体很少获得工作、收入、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无法参与社会和共同体网络以及活动。从这些定义或阐释中可以看出，某些底层贫困群体因为未能很好地参与社会，而“被”处于社会边缘，能力的贫困由此产生。往往也正因为“社会排斥”的存在，致使一个社会阶层通往另一个社会阶层的道路被堵塞。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几成奢望。事实上，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就在于消除贫困者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使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群体都能参与经济增长并做出贡献，同时合理分享增长成果。

　　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平等与贫困等问题已经较为突出，“社会排斥”现象很严肃地摆在面前，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加大、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这个时候，以能力贫困的视角观察问题，以消除“社会排斥”为切入口，应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消除“社会排斥”，须打通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关键在于机会的公平。针对贫困问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固然是一个重要前提，但除此之外，保证机会的公平获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其中，教育公平又显得尤为重要。教育于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为社会中的贫困人群托住最起码的底线，亦是一个社会富有正义的体现，也是消除“社会排斥”的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