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参悟小说妙趣

　　“琢磨小说给我最多安慰，就像棋手希望升段，我写作长篇的动力完全来自想要改变。”从先锋作家成功转型为情感作家的皮皮，如今再次寻求改变

　　苏娅

　　“所有这一系列心理淤堵，都跟我读到的一句话有关。写这句话的人叫尤瑟纳尔，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个女院士。我怀疑她就是因为这句话被评上的院士。她说：‘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皮皮在小说新作《黄昏的下落》开篇不久，便直接点明了这部小说所试图揭示的核心：自尊心，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心理状态与行为反应。

　　写作这部小说时，皮皮有意避开自己驾轻就熟的都市情感题材，而以悬疑的形式切入叙事，但正如她所钟爱的“硬汉派小说”代表作家钱德勒和擅长宗教题材小说的格雷厄姆·格林对小说美学秩序和叙事氛围的看重一样，皮皮借悬疑或犯罪，所要追求的仍是一种优雅、舒缓的小说氛围，甚或是在一种摒弃功利目的的阅读中对生活道理的捕获。

　　“小说中的人物的‘怪’以及脆弱，都被尤瑟纳尔这句话击中了：自尊无法成为人生的基石。自尊不同于信仰，信仰是把自己交出去，自尊是把自己藏匿起来。我想，这就是这群人的软肋，也是我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8月21日，久居沈阳的女作家皮皮携新作来京，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皮皮毫不避言写作的困难，在她看来，此番创作的瓶颈在于，用十几万字写尽所涉及的十多个人物，事件的容量没有改变，但需要放弃畅销书写作的阐释、铺陈，使句子更利落而阅读感更舒缓。

　　这是皮皮从先锋作家成功转型为情感作家后的再次转变，她说：“琢磨小说给我最多安慰，就像棋手希望升段，我写作长篇的动力完全来自想要改变。”

　　对于现实，折射比直射更好

　　“好多作家写无数本书其实都在写一本书，因为没有变化。”谈到今日文学创作的现状，皮皮的表达非常直率，“我不知道写作对于别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它对我来说意味着陪伴，像伴侣像游戏。也许我的性格使然，它必须对我构成挑战，我才能长久地全身心投入。写得轻车熟路，类似重复，我重复了几次，多了真的不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皮皮因创作《全世界都八岁》，与余华、格非等人一道被誉为先锋派作家。90年代末，皮皮又以“先锋作家”的身份转身为爱情小说写作，由严肃的实验小说而进入流行，长篇《渴望激情》、《比如女人》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其小说亦进入畅销书榜单，由徐静蕾、王志文、江珊等当红影星担纲的《渴望激情》，让“都市情感小说”一度成为皮皮的标签。

　　但对身份或标签，皮皮采取的是不迎合亦不以为然的态度，20年来，她更乐于在一种闲适缓慢的状态中琢磨小说应有的美学价值，“我用了20年的时间参悟小说的妙趣，多奢侈。”皮皮慵懒的语调里有着与《黄昏的下落》中那些奇奇怪怪的小人物的生活相似的情致：慵懒，但每个人又都在为摆脱自身的处境积极行动着。

　　“我知道有这样的人，他们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却陷入深深的怀疑中，总是无法真正地高兴起来，这些被理解为心理疾病，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其中的一个。这个故事，借助谋杀，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于人的心理境况的观察，与皮皮在中、德两国两种文化背景中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德国提供给我一个完全陌生的、不受打扰的写作环境”，“而我们每个人又都不可能无视中国社会的当下”，但直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或以一种更为激进的变革态度切入现实，其效果在皮皮看来都是值得怀疑的。

　　文学写作者应以何种方式影响现实？皮皮以为，“折射比直射更好，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能更从容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永远会伴随新的问题”，而“小说写作者能提供给公众的是构建一个世界，让阅读的体验是舒服的，当读者离开这个小说世界的时候，能够拥有一个观照现实的新的维度，这个维度是否深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皮皮说。

　　回到小众，小说才有希望

　　放弃了既有的畅销书写作路数，对一个成熟型作家来说意味着有可能丧失固有的读者，对此，她坦然说道：“这是改变要付出的代价，但我必须真实地觉察写作的乐趣。”

　　淡化了便于吸引阅读的情节，放弃铺陈和对人物性格的直接描写，而以事件、行为和语句本身表现人物心理，容量不减却需要更为紧凑的行文以维系小说叙事的动力——技术的探索既艰难又充满乐趣。

　　写凶杀成为《黄昏的下落》一个形式，这种形式带来的变化是能够直接切入人物的关系和心理，“死者”、“侦探”、“嫌疑人”人物的身份不用再去进行各种塑造，而得以直接进入对其性格的刻画和小说语言的实验。

　　“我很少失眠，尽管我有很多失眠的理由。两年前，我丈夫莫里，在一个阳光灰白的午后，上街去买生日蛋糕（我的生日），我在家里煮咖啡，听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等他。可他到现在还没回来。那天，从午后到黄昏，我不停地从三楼窗口往外张望……春天来来回回的，从来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天午后都看在了眼里，详细到让自己良心不安……难道莫里就是为了让我记住这个春日的树叶，才离家出走的吗？”——诸如此类的段落在皮皮的叙事中与警句式的句子相穿插，在舒缓的氛围中又时时提供顿悟式的阅读体验。

　　“现实太龌龊，如果有一天我的小说可以不用再折射现实，会更好，”皮皮说。《黄昏的下落》里写的是边缘化的心理状态：孤独、虚无、充满悖论的人生，这些无疑来自皮皮对人的社会处境的观察:“我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在20年前，他们虽然挣比较少的工资，但是有自己发言的环境，那么现在社会整个的价值观，迫使他们自动消失了。这是一个经济地位不确定的群体，他们说什么话大家都不再在意，但他们的内心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值得尊敬的东西，同时他们的个人标准不是完全实用的。”

　　需要提及的是，这种“在反应人的心理状态的同时，建立小说的叙事美学”的需要，与皮皮几年前由出版行业进入教育业的身份转变有关，“几年前我当大学老师，进到学校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我发现我们的教育产生了新的文盲，现在中学的教育让小孩除了练习以外，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知道数理化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素养。缺乏素养的人很可怕，面对这样的读者，文学必然降低标准和姿态来适应。所以我建立了一个‘硬糖工作室’，希望这个工作室吸引更多爱小说的人参与，希望大家能从根上去把握一些东西：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灵魂，关注人的基本状态。我们的倾向性可能更关注小众，在小众的基础上普及，回到小众，小说才有希望。”皮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