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分流调查王峰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东坝实验学校仍在顽强地生存着。

　　300多个孩子在这所被认定为“房屋、消防、安全和卫生不达标”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东坝乡政府的拆迁通知将最后期限确定为8月25日。

　　北京朝阳区持续多年的取缔不合格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迎来了又一个高潮，这次集中在东坝、将台和金盏三个乡。东坝实验学校是全部9所被列入拆迁名单的学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在整个北京市，近期被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有24所。

　　“这两年要花大力气把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都取缔了，这是早定好的事”，朝阳区教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为此，朝阳区教委准备了5300多个学位，新建了6所小学接纳那些被分流的外来工子弟。

　　但东坝实验学校的校长杨勤并不服气，“凭什么他们可以做，我们就不行？”他口中的“他们”，指的是安民学校、博雅学校和星河双语学校。

　　这3家接盘者同样是打工子弟学校，如今却成为东坝实验学校的取代者。他们在竞争中胜出的一个重要砝码是：他们是政府委托办学学校。

　　强行取缔与指定接盘的纷扰背后，有些东西并不简单。

　　享受高补贴的收费学校

　　这一波取缔活动中，有两个校区的星河双语学校不仅未被取缔，还成为接收分流学生的指定学校之一。

　　星河双语学校的举办者是北京知名教育工作者李守义，今年已年过七旬。“我2004年申请许可证时，李守义是朝阳区教委专家团成员。他原来是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退休后成了朝阳区教委的顾问”，被取缔的育英学校的举办者何家鹏称。

　　何家鹏表示佩服李守义的教学理念和专业素养。星河双语学校成立于2006年，开办资金为50万元，性质同所有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一样，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事实上，朝阳区提供给家长们的分流学校名单中没有公立学校。在北京的其他区，部分打工子弟被分流后，哪怕按要求办理了“五证”，也难以踏进公立学校的门槛。

　　除了星河双语学校，朝阳区接收被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主体还有安民学校和博雅学校，它们被称为政府委托办学学校。“这是朝阳区前两年开始搞的试点。民办性质，公办主体。”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张歌真告诉记者。

　　此类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政府扶持力度较大，但又按民办学校模式收取学费。据北京媒体报道，朝阳区教委对委托办学的举办者不仅免费提供校舍，还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如提供公用经费定额补助、负担校舍的采暖费、负担教师保险费用的50%、为学校提供必要的教育教学设备等。

　　报道称“这种政府委托办学的方式，极大地减轻了打工子弟就读的负担，同时也成为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的有效‘杀手锏’。”

　　按照规定，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享受一定补贴，北京市和朝阳区教委补贴每名学生每学期80元学杂费、100元左右的书费，北京市财政局补贴每年20万的物资拨款。

　　“但这笔钱是补给学生的，比如我们每年的学费是800元，但我们只能收620元，剩下的180元补贴，教委会打到学校的账号上，我们拿发票去抵账”，被取缔的蓝天实验学校举办者之一竹道静说。“无证”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费水平同样是800元左右，但不享受任何补贴。

　　政府委托办学学校的补贴则丰厚得多，为每名学生每年1100元，“而且学生的书费、取暖费都有补贴”，张歌真说。

　　但政府委托办学学校仍然收取学费，家长领到的分流通知书上写着，新学校每学期学费350元。在被取缔的学校中，每学期的学费平均是800元左右。

　　打工子弟学校变身

　　博雅学校，原为公立驹子房小学。如今，驹子房村已整体拆迁，只剩下博雅学校孤零零地立在一片废墟之上。不远处是林立的塔吊和正在施工的保障房楼盘。

　　“驹子房小学最后只有12个本地学生，别的学生都交赞助费到城里上学去了。后来政府干脆把驹子房小学并到其他学校，老师也调走了”，在驹子房村“遗址”旁逛荡的一位本村老人告诉记者。

　　2010年9月，驹子房小学更名为博雅小学，成了一所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公开资料显示，其开办资金为30万元，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为李玉英。李玉英原是北京某公立学校的退休校长。

　　李玉英告诉记者，博雅学校“不追求合理回报。30万元开办资金等于风险资金，如果学校不办了肯定还退给我”。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分流调查

　　博雅小学可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北京市持续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之时，它却成功注册。有报道称，博雅小学在成立伊始就成为政府委托办学学校，每学期收费350元。

　　到了今年，博雅小学又变身为博雅学校。李玉英告诉记者，去年招了不到700个打工子弟。今年，他们的学费涨到了500元。

　　也即是说，星河双语学校和博雅学校从打工子弟学校中“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委托的对象继续招生，而且获得政府的各种支持。

　　安民学校是一所“超级学校”，校区共有9个之多。最早的安民学校成立于2003年，“非典”发生后，大批打工子弟学校关闭，安民学校以“半公半私”身份出生。校长李丙英也是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业内的知名人物。

　　但安民学校的身份不同于博雅学校和星河双语学校，其2003年成立的校区性质为事业单位，但其《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是直到2010年7月20日才登记换取的。而今年新开的6个校区，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且也“不追求合理回报”。

　　随着此次取缔行动，安民学校获得“爆炸式发展”。8月20日，朝阳区教委宣布新成立6所小学接受分流学生，这6所小学的准确名称应为安民学校XX校区。

　　安民学校辛庄校区就是其中之一，其前身辛庄小学在2008年就因没有生源而关门。几个月前朝阳区教委出资将校园翻建一新，改成专收打工子弟的政府委托办学学校。

　　至于安民学校、博雅学校和星河双语学校因何成为政府委托办学的“委托”对象，知情人士告诉记者，3所学校的挑选既未经过招投标，亦没有经过内部竞争，而是“政府指定谁，就是谁”。

　　“取缔并分流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的确让学生受益了，但好事没做好”， 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张歌真说，“既然是委托办学，为什么不多委托几个校长来做？委托一个人办五六所学校是否恰当？”

　　谁主持委托办学

　　这所“超级学校”安民学校的举办者到底是谁？

　　公开资料显示，安民学校的举办者为北京世纪兴培训学校，开办资金为5万元。而北京市世纪兴培训学校的举办者为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下称“管理所”），开办资金为10万元。

　　世纪兴培训学校是一所教委系统开办的事业单位法人，令人吃惊的是，这所在网上大量投放招生广告的培训学校也“不追求合理回报”。

　　管理所则是一个在北京教育系统仅此一家的机构。张歌真告诉记者，这是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下设的事业单位。其工作职责即包括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管打工子弟学校的自己又去办打工子弟学校，既当裁判又上场踢球。”一名民办教育人士评价说。

　　“管理民办教育的机构，在政府方面有教委的社会力量办学科，在民间方面有民办教育协会，管理所是一个模糊地带”，张歌真说。管理所所长张连海并非公务员，知情者称张系从某公立学校校长调任管理所所长。

　　管理所也并非全部事业编制，其十几名工作人员中还包括外聘人员。知情人士介绍，安民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王春林即为管理所一名聘用人员，安民学校的原法定代表人为管理所所长张连海，而世纪兴培训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为管理所工作人员尹青。

　　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行为遭到被取缔者的反对。“政府办学有强大的后盾，肯定能给孩子更规范、更好的教育环境。但学校被取缔让我们这些举办人损失惨重”。 育英学校举办者何家鹏坐在奔驰越野车里对记者说。

　　就在去年，何家鹏花了160多万买回了其他两个出资人的股份，又花200多万维护校舍。东坝实验学校校长杨勤也说，学校的总投入花了100多万。

　　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产业”圈里的人，大多数是河南信阳人。老乡易本耀是他们的领路人，东坝实验学校的举办者之一郭纯荣就是易本耀的舅舅。2003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易本耀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黑板上，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题词。

　　坐在奔驰轿车里的竹道静质疑政府委托办学的公平性，“为什么他们可以办学，我就不能办？”

　　9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后，学校里的老师纷纷出走，绝大部分进入了上述3家分流学校。这让杨勤对安民学校和博雅学校“教学质量更好”的说法表示质疑，“老师都是一样的，怎么分谁的教学是好是坏？”

　　老师们分流后的待遇并未见好。在东坝实验学校，小学老师的月工资是1700元，“每个月交100元，学校就解决吃住”，杨勤说。到了安民学校和博雅学校，老师的工资可以涨到2000元，但除了每月扣除100多元的社保，还要自己解决吃住问题。在附近，租一间平房月租需要300元。

　　给老师发工资，也是政府委托办学学校中“民办”性质的表现。学生每月350元学费主要用来解决老师工资，“学校每年给老师们缴的社保就要20多万”，博雅学校的李校长告诉记者。

　　但这又引来对政府委托办学学校更猛烈的批评。一名被取缔学校的校长称，“我每年每人只收1400元学费，还能有盈利。政府委托办学学校光补贴每人每年就有1100元，再加上700元学费，校舍使用、水电、设备还免费，这样得赚多少钱？”

　　盈利之问

　　杨勤告诉记者，东坝实验学校小学每学期学费和书费800元，一次性的服装费45元，以及冬天的取暖费100元，如果在校吃饭，则每月再交伙食费100元，这就是一个学生每学期的全部收费。

　　支出方面，70%—80%的收费用来支付教职工工资，另外每个学期的办公经费5万元，水电费每个月几千元，每个学期还要留出10万元的维修经费。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称，比较这样的标准，“政府委托办学学校每年可以盈利百十来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的一份审计报告显示，安民学校2010年收入总额为296.58万元，支出总额为139.99万元。收入中上级补助和财政补助为194.49万元，占总收入的65.58%。

　　但审计报告中称“安民学校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安民学校2010年却结余150多万元，这在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看来不可思议，在他们眼中，办学校是个生意。“我每年都会做账，把账面做成略有盈利”，一名被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说。

　　对此，张连海告诉记者，结余并不表示盈利，“里面有些专项资金今年没用完明年接着用”。

　　政府委托办学学校背后潜在的利益输送空间更受到批评。多名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指称，许多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存在多报学生人数，从而骗取国家补贴的现象。

　　一名“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告诉记者，他的手法是将招收的学前班学生数纳入一年级，“学前班挂上一年级的牌子，教委就是来人也查不出来”。学前班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不能享受国家补贴。

　　这样的多报学生人数骗取补贴的情况被怀疑更有可能在政府委托办学学校身上发生。

　　网上已有举报材料指称张连海介入了打工子弟学校的经营。一名不愿具名的被取缔学校校长告诉记者，该校以前购买教材都是从管理所下发的书单中选择，后来发现有些书在市面上买比经过管理所买便宜，“学生就不愿意了”。

　　对此，张连海告诉记者，“民办教育协会负责联系，学校和北京出版集团签订购书合同”。

　　开学在即，陆续有还留在东坝实验学校的孩子去3所分流学校报名。对于他们来说，校舍、设备更好了，学费更便宜了，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只是有的学生面临新学校交通不便的困难。

　　博雅学校还会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上一段时间，但不久四周肯定会是繁忙的工地邻居，就连学校的老师也不知道这个学校什么时候会被拆迁。安民学校辛庄校区则隐居在寸土寸金的东四环外，连同成片矮房的辛庄村一起，被几百米远处均价已过4万元每平米的豪宅虎视眈眈地俯视着。

　　而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一所叫做麻峪小学的公立学校也早因生源枯竭被改成打工子弟学校，教育NGO的人士告诉记者，师资还有硬件都非常出色。但一份调研显示，能在这里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学生不到一半。大多数打工子弟都在流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