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新学期

　　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9月1日是新生开学的日子。此前不久，2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将关停的消息传出，数万名父母在京务工的外地孩子的新学期则变得不确定起来。

　　 8月23日，河南农民李玉梅带着自己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走进北京东坝实验学校，看到孩子走进教室，自己并没有离去，而是在学校操场上“站岗”。

　　 “怕拆学校，不看着不安心。”李玉梅说。之前，海淀区打工子弟学校已有被强拆先例。“站岗”的家长不止李玉梅一个，有的老师干脆抱着被子搬进腾空的教室。

　　 这个被列为关停的学校，在十多天以前，选择了提前开学。“不愿看见想上学的孩子就此失学。”校董万天兵介绍，已有300多名孩子重返校园。不过，这只是原来学生数量的零头。

　　 “一些孩子去了委托学校，部分孩子被送回了家乡，还有一小部分去了公立学校。我们这边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东坝实验学校校长杨勤说，自从划入关停名单后，就断水、断电了。

　　 校工老罗近日来总是骑着装着两个大桶的三轮车，从空荡荡的操场上穿过，去学校外面远一点的地方接水，每天要拉五六车水。操场边，干涸的水龙头里面流不出一滴水，墙上却还贴着“节约用水 防止滑倒”的条幅。

　　 “我们现在自己发电。”杨勤说。租来的发电机立在一间已经荒废的教室外面，白天上课的时间，这台发电机轰隆隆不停地转动，为了省电，教室连电风扇也没开，挤满孩子的教室又闷又热。

　　 “不让我们来（上课），说给安排学校。我们过去看了那个学校，周围就是一个废墟，啥也没有，而且离住处好几公里，中间连车都没有。”李玉梅抱怨道。

　　 按照朝阳区教委的安排，区内9所打工子弟学校关闭后，五证俱全的学生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其他学生将被分流到安民和博雅两座学校。

　　 “这两所学校也是私人办学，接收的大部分也是打工子弟。只是受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扶持后变成了委托学校。”杨勤表示。

　　 为了安置分流学生，朝阳区出台了三项措施，一个是对周边公办学校继续挖掘他们的潜力，共同挖掘出了850个学位；第二个就是增加委托办学学校的数量；第三个是对一些委托办学学校进行改扩建，进一步增加学位。

　　 为了扩大容量，处于一片拆迁空地之间的博雅学校临到开学还在抢盖简易教室。校长李玉英都不清楚学校是否会被拆迁。

　　 另一所安民学校有10所分校。据媒体报道，一位家长在填写区教委发的学生分流表时，一名工作人员说，那所学校孩子特多，也不保险，最好等月底统一分流。两所学校距离东坝实验学校均约3-5公里，中间没有公交车。

　　 环境不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今年应该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入学就成了问题。“上过学的学生有（被拆迁）学校的（在读）证明，但我们孩子没上过学，肯定没有这个证明，安置学校根本不收。”一位家长非常无助。

　　 据了解，受朝阳区教委委托的博雅学校因生源爆满，不再接收学龄前儿童；周边公立学校一到六年级也已完成每班35名学生的招收计划；受委托的安民学校几所分校因路途太远，交通不便，绝大多数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去就读。

　　 据业内人士观察，北京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像2006年的全市统一行动，而是从大兴区开始，朝阳区跟进。海淀区学校因为涉及拆迁，和大兴、朝阳的行动正好赶在一起。

　　 几个区自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透露着混乱。据媒体报道，最开始，就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一事，市教委表示是各区县的事情，他们不太了解情况；随后，市教委负责人才出来表态，称“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而最先发起整顿行动的大兴区，其教委办主任赵永生在8月20日给予西红门镇4所学校“同意继续招生”的口头通知。

　　 2010年5月-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合理调控人口规模展开调研，调研报告指出，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如资源紧张、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加剧等问题。随后，一些小企业小门店被强制退出，鼠族、蚁族遭清理等事件相继发生，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也被视为后续。

　　 “当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为北京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血汗之后，是否应该让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在北京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