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手记：一位非典型农民

　　他不仅对国家社会有着热切的关注，而且绝不是一个空谈家

　　文|芦垚

　　延安山脚下拱顶的窑洞里，闫军轻描淡写地说，他们白天外出家里不用锁门，夜里有过路客敲门就会留宿。我坐在他对面，就像听故事一样。

　　但我相信那是真的。他们家的外墙，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高度，墙头上面也没有在各地常见的玻璃渣子，一个成年人要翻过去并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

　　闫军是陕西省延安市侯沟门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因为中宣部“青年编辑下基层”实践活动，8月15日我从北京来到延安，与他们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将近一个礼拜。与我同到延安的，还有40多位青年编辑、记者。

　　到延安的前两日，闫军正在邻近的一个县里教授大棚种植技术，这是他主要的工作。因为连绵不绝的雨水，在我到达的第三天，他回到了家。

　　闫军今年40岁，身高大约1米7，有着在太阳下长期耕作而得来的黝黑肤色，一双大眼睛和宽阔的额头，颇显几分帅气。

　　初见他时，我没有料到他会带给我怎样的震撼。

　　在饭桌上，我们交流了各自的基本情况。闫军有两个儿子都在上高中，刚刚为儿子上学花了一万多块钱，这对于他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儿子上学，我家也能像有些村民一样，开上面包车了”。现在，他家有一辆农用三轮车，用来到县城卖菜。不过，他告诉我“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就会继续供他们读书”。

　　说个题外话，我是抱着掉体重的心态去延安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目标相当脱离实际。在闫军家的每一顿饭，尽管称不上丰盛，但都是精心准备的，饺子，火锅，油炸年糕，那都是他们平时少吃的食物。为了迎接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他们几乎是天天在过年。

　　后来，从其他同行者那里得知，有些村民每天做最好的饭菜给客人吃，而自己躲在厨房吃剩饭。延安的农民就是这样依然如此的纯朴厚道。

　　从此前各种到他们家住过的人聊开，闫军说到有深圳的干部下基层到他们家住过，由此他突然问起了我深圳私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问题。

　　我当时一惊：虽然这些年各地农村党组织建设搞得不少，但一些地方也存在走形式之忧。可还真的有农民在认真考虑党组织的建设，尤其是远离自己生活的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建设。

　　我还没回过神儿来，他又说了关于学习型政党的问题。我一时没有回答，只顾得上表达我的惊讶。因为在我身边，生活中也极少有人谈论这么严肃的话题。加上以往对农民的刻板成见，闫军的问题真让我有点发懵。

　　后来几天，我不断遭遇这种惊讶。我慢慢习惯了他突然提及一个当下的社会热点，也习惯了他与我交谈的方式：通常是他用一句“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主动发起。我打趣道，你应该去做记者。

　　但我又觉得，实际上他比许多记者要更高一层：如果不是工作要求，恐怕许多记者对于公共事件的关注远不如他。

　　其实他没有多少文化，只上到初中而已。他买了电脑，在家里装了网络，但因为担心影响儿子学习，又把网断了，所以至今对网络并不熟悉。他对搜索都不在行，却会突然说出“太不给力了”。

　　后来的几天，几乎每天我们都会长聊到深夜，总是他的婆姨(延安对“老婆”的叫法)反复催促，他才去睡觉。他说，他在家也常常会自己看电视到夜里一两点，那是他的主要信息渠道。

　　随着在村里住的时间长了，对村子有些了解，我才慢慢“反客为主”，开始向他请教起关于农业的一些问题。他跟我讲了自己关于订单农业的设想，关于新型黄瓜和西瓜品种的试验，以及因为超前于他人得不到大家支持而带来的损失。

　　我发现，他不仅对国家社会有着热切的关注，而且绝不是一个空谈家，这一度让我这个码字为业的人深感惭愧。

　　当8月21日早上我们要离开侯沟门村的时候，我和闫军已经成了兄弟。他叫我芦弟，我叫他闫大哥。萍水相逢之人，兄弟大多只是区分年龄高低的称谓，但我们如此称谓绝不仅仅到此为止。

　　大巴驶出村子，我收到了一条短信：“送亲人，摇手相视；离别时，心泪涌动；俩兄弟，已离视线；相聚日，何时再现。发信人：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