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大公之成长烦恼

　　外媒认为这是一幅全球信用评级的“革命性的图景”，给其他想摆脱英美金融信用评价体系束缚的国家带来一种启迪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报道

　　2011年8月2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美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

　　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是自1917年以来美国首次失去AAA评级，引发全球股市下跌。

　　可能是大公国际的名气还不够大，它的下调动作没有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视，但大公国际早于标普三天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似乎更有先见之明。

　　8月8日，仍处于动车事故舆论漩涡的铁道部发行200亿元人民币90天超短期融资券，作为该项目的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给予铁道部的主体信用级别为AAA。这一“铁道部信用高于中国国家信用”的评级举动，引来海外及国内一些人的不解和非议。

　　以“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世界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这一勇敢者角色走向前台的大公国际，究竟能走多远？

　　是革命，还是民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大公能走多远，首先取决于它自己的那套评级理念和标准能否经得起资本市场的检验⋯⋯”

　　市场以及舆论正是少年大公之烦恼。

　　给予中国铁道部债券AAA评级之后，大公国际遭受了新一轮始料未及的道德拷问。“我们真是欲哭无泪！”大公国际常务副总裁金永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对此，江涌认为：“过去许多人认为西式发达国家更加讲究信用，对偿还债务更有保障，但事实上现在西式发达国家很多都在赖账。基于意识形态的评级立场是不能成立的。”

　　大公国际经受的第一场拷问来自2010年，当年7月11日，大公国际发布了50个典型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

　　这是对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公开叫板。当时，抵制现行不公正国际评级体系正在兴起成为一种潮流，除中国外，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均已付诸行动。

　　力争独树一帜的大公国际将自己的评级结果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结果进行了对比，以本币信用级别为例，大公国际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存在明显级别差异的国家一共为27个，占总数的54%。

　　其中大公国际所给评级一致高于三大机构的国家共9个，主要集中在政治稳定、经济表现较为优秀的新兴市场国家；一致低于三大机构的国家共计18个，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国家。

　　“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世界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外媒认为，这是一幅全球信用评级的“革命性的图景”，给其他想摆脱英美金融信用评价体系束缚的国家带来一种启迪。

　　国际上有人抓住了大公国际在中国国内发出“民族评级机构”的语气不放，说这难以说服国际客户相信其客观性。一家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甚至直接说，大公国际的评级举动抱有“民粹主义心态”。

　　陌生的看门人

　　一些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等公众公司，以及其他一些负有诚信责任的主体，会进行信息披露。然而，投资者不都是专家，需要信用评级机构用简单的符号来显现风险。因此，信用评级机构一般被视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信用评级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

　　信用评级足够复杂，需要综合应用经济、管理、财务、金融等各方面知识。有业内人士曾在著作中表示，“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

　　信用评级包括对债务人债务偿还能力的评价和债务偿还意愿的评价两个方面，但能力是客观的，意愿是主观的。经过多年讨论，学术界一般认为，“信用风险的评价应该以定量为基础，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并以定性为主。”

　　总有一些指标是难以量化的，而定性的标准一般相对较为模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用评级机构及其分析人员的行业经验。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沅帆对《经济日报》表示：“国内真正懂评级的顶级专家不会超过十人，很多‘张悟本’式伪专家不但贻笑大方，还会害死人。”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在博客上感叹说：“总有人问我，信用管理到底是干什么的？考生、考生家长、企业家、职场白骨精们，我是干吗的？我忙活啥呢？”

　　2003年江涌受相关部门之托，开始研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其时，三大评级公司之一惠誉才刚刚通过与本土评级机构合作进入中国市场。2007 年，当参与级别更高的课题组时，江涌发现最近几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对国内的企业、政府机构渗透已经足以让江涌感到震惊，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严峻影响。

　　对一个主体的信用评级过程更像是外科手术式的彻底解剖。

　　国家信用评级几乎涉及当下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比如，政治体制、产业结构、产权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外汇政 策、金融体系稳健性、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效率、贸易开放度等至少数十个关键指标，甚至一些指标正是当前国际外交博弈的焦点所在。

　　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级标准、政策等的盲目接受，稍有不慎即无异于自乱阵脚。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的文章《构建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直接指向“现行评级标准的本质”，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思想是它的理论基础，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它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关建中说，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都把政治评级标准作为国家信用评级的关键要素，是否具有他们提出的制度特征实际决定了国家信用级别的上限。它们的思维模式反映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

　　谁来给评级机构评级

　　对评级机构道德风险的担心是必要的。

　　2011年8月初，前穆迪衍生品部门高级副总裁威廉。哈林顿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揭露穆迪内部问题。在这封长达80页的信件中， 威廉。哈林顿称“评级机构只关心利润”，客户意愿左右穆迪评级结果。穆迪管理层通过向分析师施压干预评级来取悦客户，以确保穆迪评级交易及收入的稳定。

　　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但一直到东窗事发的前几天，那些在次贷危机中暴露的有毒“垃圾”证券资产，还拥有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巨头给予的高信用评级。然而，这三大机构却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由于信用评级本来就具有一定的主观属性，且用于定量分析的评级模型一直被视为商业机密，再加上美国赋予其“言论自由”的保护，所以很难对评级机构施以严惩。

　　比如，威廉。哈林顿称“这些评级从一开始已经腐败，而非后期”“穆迪彻底腐败”。虽然SEC准备对评级机构实行更严格的监管，但威廉。哈林顿认为，“一切都将白费，至少对穆迪来说是如此。”“那些在房产泡沫期间驾驭公司的人至今仍在掌控着公司。”

　　这些问题是大公国际面临的机遇，同时也可能是未来面临的陷阱。

　　“美国政府已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这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江涌说，再 加上政府监管部门对评级作用的类似强化，使得这三大评级机构拥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 

　　8月，标准普尔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这是几十年以来美国首次失去其AAA评级。

　　“这些年来，评级机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充当政治工具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参与政治斗争的热情比较高。”江涌说。

　　时下有观点认为，新兴国家评级机构的出现对于改变现有国际评级机构由个别国家包办的结构性问题有些助益。但是要破除现有评级机构实质垄断的问题，需要设立评级机构“业绩记录”统计发布平台，评级机构靠业绩记录来积累信用。

　　这种建议与1998年《远东经济评论》关于“谁为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质问无形中形成问答呼应。

　　买方付费有无可能？

　　江涌说，信用评级本身是    为投资者服务，发挥“预警”功能，“但是预警功能正在慢慢丧失。”

　　其中一个原因是“卖方付费”，如果将评级机构比喻成法官或者裁判员，现实情况则是法官或者裁判员却同时与被告或者教练员保持着商业关系。

　　据金永授透露，国内评级行业包括政府成立的评级机构在内，已经开始尝试着收费模式的改革，比如向不特定的投资者收费，也即“买方付费”。

　　“买方付费”不仅操作上有困难，也存在天然的弊病。最初，美国评级机构的付费模式就是“买方付费”。一种改革意愿是斩断付费者与评级机构的利益链，但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方式出现。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仅提出“要探寻一种独立的机制”。

　　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衣食父母还是直接融资模式的债券市场。

　　相比而言，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靠从银行借贷等间接融资来实现，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并不大，尚处在发展关键时期。

　　若不能主导强有力的重构或者创新，在三大评级巨头面前，新兴信用评级机构异军突起的难度可想而知。

　　2005年标准普尔一位高管来到中国与关建中谈合资事宜，互相交换名片时，这位高管看到关建中名片上“大公国际”四个字后，便问“你们也有国际业务？”这种质疑让关建中深受刺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抱怨归抱怨，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霸权在长期内也完全可能动摇，但在中短期内，可能还不会看到立竿见影的改变。”